王书金案重审一审宣判：等待死刑的日子里再获死刑

11月24日，王书金故意杀人、强奸案重审后一审宣判，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张某芬案系王书金所为，遂以王书金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于王书金及其辩护人所提的康某某案，公诉机关仍认定此案是王书金所为的理由不能成立。

迟到27年的判决

1993年之后的27年里，王哲峰一直在寻找和等待中煎熬。前12年在寻找失踪的妻子张某芬。后15年，妻子张某芬的遗骸被发现后，他等待凶手伏法。这样的寻找和等待，从王哲峰的27岁持续到54岁。

27年前的1993年11月，时年25岁的张某芬失踪。当天她本来要去5公里外的娘家办事，正常步行往返只需两个多小时，但直到第二天张某芬都没有回来。

意识到妻子可能出事的王哲峰起先试图花钱动员村民一起找人，但大规模、大范围的找人持续一个月后，因王哲峰经济拮据停止，改为他与几个亲人寻找。

寻找妻子的范围不断扩大，一度扩大到石家庄、内蒙古、新疆……但始终没有找到妻子。他曾怀疑妻子已经去世或被拐卖，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12年的寻找像大海捞针。

2005年1月，在距张某芬失踪地300余公里外的河南荥阳市，王书金落 。经过审讯，王书金交代了6起犯罪事实，其中4起强奸杀人案中就包括张某芬案。根据现场指认，在离南寺郎固村不远的闫小寨村北侧，挖出了一具白骨，尸体周边散落的金属纽扣、红色尼龙绳等物品与张某芬失踪当天的穿戴一致。家人辨认遗骸时确定是张某芬。

但让王哲峰没有想到的是，检方对王书金涉嫌故意杀人、强奸案的指控中，虽然包括张某芬案，但一审、二审法院均因张某芬遗骨身份未被确认，没有认定张某芬案系王书金所为。

王哲峰称，他此前知道王书金被判死刑，但直到2019年才知道王书金并未被认定是杀害妻子的凶手。随后，他向广平县公安局申诉，提出重新鉴定遗骨DNA。2020年5月，王哲峰从河北邯郸公安局获知DNA鉴定结果，显示死者正是他的妻子张某芬。1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以张某芬案出现新证据为由，将处于死刑复核阶段的王书金案发回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此时距妻子张某芬的遗骸被找到已相隔15年。

本案重审开庭时，王哲峰委托刑事附带民事代理律师胡胜利提出两项诉讼请求，一是希望法院认定王书金为张某芬案真凶，二是赔偿被害人家属70余万元民事赔偿。11月24日本案宣判，法院认定王书金为张某芬案真凶，同时判决王书金赔偿张某芬家属经济损失37887.5元。

“一案两凶”变“一案无凶”？

经过27年的时间，张某芬案被认定。但对于河北省石家庄西郊孔寨村康某某的家属来说，虽然此次王书金再次提及他是康某某案真凶，但法院仍认定此案是其所为的理由不能成立。

1994年8月5日，石家庄市液压件厂女工康某某在该市西郊孔寨村附近一块玉米地被强奸杀害。时年20岁的聂树斌被认定是该案的凶手，1995年4月背负故意杀人罪、强奸妇女罪两项罪名被执行死刑。2005年，王书金被抓获后供述的多起强奸、杀人事实中就包括康某某案。此时，距聂树斌被执行死刑已过10年。

虽然此后的15年里，王书金坚称他是康某某案的真凶，但邯郸市人民检察院未将此案连同其他案件一起起诉至法院。一审判决后，被判处死刑的王书金以此案未被起诉为由提起上诉，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王书金并非康某某案真凶，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此次重审开庭中，王书金及其代理律师朱爱民提出对康某某案重新立案，未获公诉机关支持。

公诉机关认为，王书金关于该起作案系其所为的供述与康某某案在时间、被害人身高和死因、颈部残绕物等一些关键情节上存在重大差异。11月24日，本案重审一审宣判中，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公诉机关的意见和理由成立，王书金及其辩护律师所提该案是王书金所为的理由不能成立。

2016年12月，聂树斌案最终被改判无罪，虽然判决书中只字未提王书金，但王书金的代理律师朱爱民认为：“没有王书金的出现，聂树斌案的平反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回避的事实。”

“二十多年了，不能让康某某死的不明不白。究竟是谁所为？得给被害人家属一个交代。”朱爱民说。

“脑袋上悬把刀”

据朱爱民介绍，本案宣判后，听到死刑结果的王书金很平静，“并没有什么特殊表现”。这是时隔13年后，王书金第二次被判处死刑。

从2005年起，朱爱民已免费为王书金做了16年的代理律师。王书金在看守所时，朱爱民是会见他次数最多的人。据朱爱民自己的统计，仅在死刑复核的7年里，他就去看守所会见过王书金近20次。2013年至2017年期间的11次会见中，朱爱民以工作笔记的方式记录下来。

据了解，朱爱民会见王书金时，多次为媒体带去采访问题，这些问题常常让王书金回答对即将到来的“死亡”的看法：“你预计什么时间能轮到你，在时间上你有没有一个估算？”“假如说明天这个死刑裁定下来了，你做好准备了吗？”“在死刑复核阶段，结果随时都可能到来，你心里非常害怕吗？”“聂树斌案立案再审，意味着你的死期快到了，你紧张吗？”

对于这样的问题，王书金起初表现较为平静，回复多是“不害怕”“死并不可怕”。到后来，回答得模棱两可：“害怕，也不害怕。”

朱爱民说，2013年11月至2014年上半年期间，王书金的情绪波动很大：“这日子你说怎么过？不如‘咔嚓’一下来个痛快得了。有人说为了多活，这个活要分怎么活，要这么活，王书金一天都不愿意。”

在朱爱民记录的会见笔记里，王书金对于死一直是坚定的，但在2017年3月的一次会见中，王书金告诉他：“前几天，看守所有两个被羁押的人执行了死刑。”从王书金看他的眼神中，朱爱民捕捉到了他内心的波动。“蝼蚁尚且有贪生，何况是人呢？”

王书金早在13年前就知道自己“死定了”。但什么时候死，对他来说一直未被确定时间。

朱爱民说，这种等待持续了13年，逐渐成为一种煎熬。朱爱民形容，就像“脑袋上悬把刀”，不知道什么时候落下来。从2013年王书金的死刑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起，他就在等这把“刀”落下来。但过了7年，这把“刀”还在头顶上悬着。“（在）这种情绪中多过一天，就多一分煎熬。这种煎熬是一般人无法体会和承受的。”朱爱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