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默奉献着青春、慢慢夯实着生命,
做着大贡献而不被人们熟知,
这是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
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优秀人才队伍。
“翼龙”传奇:年轻从不会让人失望
那一刻,所有人都捏着一把汗:一架“翼龙”无人驾驶察打一体机,即将带弹着陆??
带弹着陆原本不是什么难题,问题是,飞机的前起落架已经受损,无法正常放下。更要命的是,机上挂载的导弹通着电、处于激活状态,随时可能引发爆炸!
空气仿佛都凝固了,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以下简称航空工业成都所)的外场机务人员孙昌军,紧张得甚至能感觉自己的拳头都攥出了水。
现场协调!应急预案!所有人如箭在弦。
其实,带弹着陆在应急预案里并不是优先选项,但综合当时的现场情况和对自己产品的了解,后方技术人员对飞机能够带弹安全着陆还是有自己的判断的。
“翼龙”带着巨大的惯性冲向地面,前起落架与地面瞬间产生剧烈的摩擦,拖出一条长长的火花带??
在技术人员的精准操控下,这架“翼龙”最终实现了安全着陆,仅仅是前机身受损,不敢想象的爆炸,并没有发生。
但,事情并没有完,导弹的供电系统还在持续工作,谁敢上前去查看?
孙昌军和他的同伴挺身而出。
“内心很紧张,但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大家想的都是如何把这个飞机保住。”事后,孙昌军回忆,“等拆完弹,把这个事处理完之后才感到后怕??”这件事,他直到现在都没敢告诉父母。
“这是我们的飞机,无论如何要把它救回来!”这是无数个“翼龙”设计和制造者们的共同心愿。“翼龙”不止是一个金属、线缆、元器件构成的飞行器,航空工业成都所的工作人员在它身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与努力,于他们而言,这更像是自己含辛茹苦养育的孩子:“翼龙”,是一个拥有“生命”的无人机。
《中国青年》杂志2019年第4期封面
一场跋涉,一个传奇
从日月大道快速路左转,顺着成飞大道往北,就是坐落在青羊区的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的新园区。宽阔的绿地上,四个“鸟巢”样的圆形建筑以弧形一字排开,像是四个“发动机”镶嵌在大地中,让其所承担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呼之欲出。
航空工业成都所,是中国顶尖的国防系统研究机构之一。主要从事飞行器设计和航空航天多学科综合性研究,“致力于中国最先进的歼击机、无人机研制与空天高技术发展,是我国航空航天领域重要的研发基地。”我们所熟知的歼-7C、枭龙系列飞机、歼-10系列飞机、歼-20飞机以及翼龙系列无人机等国之重器,均出自航空工业成都所的设计师之手。
将时光回溯四十九年。1970年,前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战争阴云弥漫。出于战备需要,从事战斗机总体设计与研究工作的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将部分科研人员和物资分散转移到了西南重镇成都。这,就是航空工业成都所的来历。
四十多年弹指一挥间,不舍昼夜的努力,助力中国的航空工业如大鹏展翅,腾飞四海。如果要去探究这种不遗余力的追赶动力究竟来自何方,人们普遍会将其归结为一种强烈的“航空 国”情结。历史并不久远,四十多年就足以形成一种难以磨灭和更改的精神气质。正是这样的气质与禀赋,让航空工业成都所的出手,一次比一次精彩。
2018年12月,航空工业成都所实现新型无人机翼龙1-D成功首飞和第100架无人机成功交付。
把任务交给那些年轻人
担任翼龙1-D首飞现场飞行总指挥的李少华,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有意思的是,说起当年,他很少提困难和波折,描绘跋涉过程的语气似乎有种浸泡于浓郁成都文化氛围里的轻松和随意。“我们的项目是从2005年开始研发的,那是十几年前了,”他想了想,摆起了“龙门阵”,“当时的目的,其实是想带着年轻同志走一走飞机设计的全流程,就是借这么一个平台,让年轻同志从头开始走一遍。”
2002年之后,一批年轻人进入航空工业成都所工作。为了让年轻同志尽快熟悉飞机设计的全流程,所里决定,让他们利用现有的技术设计和制造一架无人机出来。所以,说穿了,今天叱咤蓝天的“翼龙”,最初不过是个“练手项目”而已,人们并没有对这个项目寄予“非他不可”的期望,“2002-2004年左右刚来的那一拨年轻人,可能对飞机设计的全流程不太熟悉,带他们从头开始走一遍这个总体布局和设计(过程),主要是为了锻炼队伍嘛。”
入所三年,经历过完整型号工作锤炼的郑勇峰就是这些年轻人中的一员。在老同志的指导下,他利用业余时间独立开展研制工作。“第一次自己设计飞机,非常兴奋。”郑勇峰的工作除了要负责总体优化、尾翼的结构及机构研制,还要进行液压及刹车系统的研制和外场称重、水平测量等日常机务保障工作,“在不熟悉的液压及刹车系统开始另类研究,现在想来真是‘无知者无畏’。”郑勇峰在了解液压系统基本原理后,针对系统的功能需求,摒弃常规液压系统的原理创新了系统设计。
完成设计后,他又从其它型号上搜寻成品实物,对其中的关键设备独立手绘了设计图纸,并在成都的生资市场用5000元完成了制造。一个“门外汉”在基本原理不甚清楚的情况下,完成了一个具有超高可靠性和极低价格的创新系统设计,并获得国防专利,这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但事情就是这样,在航空工业成都所这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平台上,年轻人只要敢想敢干就会有所成就。
最初的“翼龙”,像是一个吃百家饭长大的孩子。做机翼的吹风实验需要从模型做起,这要花不少钱。为了省钱,他们跑到东北去买了架退役的海鸥滑翔机,把机翼拆下来直接安到了“翼龙”身上,“其他好多部件也是借用的,比如空速管之类的东西都是其他机型的,轮胎机轮也是,还去买了摩托车的刹车盘来用。”
创新的火花和航空工业成都所的奋斗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年轻人。那个时候,他们所在的部门同时还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国家级任务,为了不影响主线工作,年轻人们差不多是利用闲余时间搞设计和制造,折腾出了一架无人机的雏形。
两年之后,这个“练手”的项目居然渐成气候,连李少华本人也颇感意外,“当初在做这个事的时候,并没想到会有后面这个(成果)??就这个室里面的这么几个人,从头开始把总体设计、结构设计、强度设计等全部都做完了。”
拼拼凑凑起来的简陋东西,几乎是当时所有人的评价。但是到了2007年,这架“丑小鸭”跌跌撞撞地冲向了蓝天,首飞成功!“首飞以后,我们想,是不是能带点什么武器??就把任务系统添加了上去,带点武器去飞。到2008年,在试飞场地进行了打靶实验。”十年之后的2018年年初,“翼龙”无人机新系统经多种靶试验证,命中率已达百分之百,创造了“五发五中”的中国无人机靶试新纪录。
2018年12月9日,“翼龙”系列无人机系统荣获第五届中国工业大奖表彰奖;随后首飞成功的“翼龙”1-D无人机,更是成为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型全机身复材无人机,机体复合材料比例达到75%,飞行性能、飞行高度、任务续航时间、载荷承载能力都大幅提升,创造了中国无人机制造的新里程碑。
闯出来的挑战者
地球上的翼龙最早出现在2.25亿年前,它们曾在地球上生活过1.6亿年。作为地球上第一种会飞的脊椎动物,翼龙比鸟类的出现早了7000万年,掌握了制空权的它们是远古时代当之无愧的“空中霸主”。
而以“翼龙”命名的无人机,却恰恰是西方“空中霸主”地位的挑战者。
无人机总体室的副主任张宇,一个来自黑龙江的80后,对于中西方无人机之间的差异感受颇深。
“当时翼龙1用的全部都是进口扎带,一根扎带大概是十几美元。”这种扎带的特点是即使在极低的气温条件下也可以随便用,“怎么用它都不坏,而且很容易解下来,可以重复用。”一次正赶上断货,他们就买了一批国产扎带作为替代,“扎一个碎一个,扎一个碎一个??”根本无法适应极低温环境的要求。“给我的触动非常大,”这是张宇第一次真正从工程实践上意识到我们与别人在基础保障上的差距,“我们的支撑力量其实还是很薄弱的。”但即使在这种条件下,“我们仍然能做出世界一流的飞机!”这一点又让张宇心生豪情。某国的一位高级军官曾经私下里向张宇坦诚,他原来是飞西方某先进战斗机的飞行员,12年的飞行经历让他觉得,西方的战机最强,这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但他说,万万没有想到,中国人给了他奇迹。他认为中国的产品,至少在这个层面看,跟西方先进的东西没有差别,而且他相信我们会做得更好,所以他持续不断地跟我们签工作合同、改进合同、新的订单,就因为他已经很认可我们。”
“翼龙”的成功,让团队感触最深的还有一点,就是用户对于中国技术的态度,不仅从最初的怀疑变成了完全的信任,而且对我们的期待也在不断提高。2018年,张宇去参加一个会议时,用户当着他们的面提了个有些“苛刻”的要求,“当时我就直接反驳他,先生你的这个要求目前没人能办得到啊。”张宇摇着头拒绝。
“可你猜他怎么说?他直接拍着桌子跟我说,密斯特张,我告诉你,你们就是要引领世界啊!其实他说得也对,因为有些东西我们就是现在最先进的!比如说自主着陆,‘自主着陆’这四个字,听起来很简单,但国外一直到2015年才真正实现了自主着陆。”
更大的意义还在于从无到有和弯道超车。翼龙察打一体无人机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已自主掌握航空装备的关键技术,成为继美国之后具备新一代察打一体无人机研制能力的国家,跻身世界一流察打型无人机行列。“翼龙的未来还会更好。”郑勇峰表示,“翼龙”的扩展空间还很大。目前,研发团队正在着力内部技术升级等“智能化”改进,“我们要让它更聪明,更从容应对实际使用中的各种突发状况。”
年轻,从来不会让人失望
“我们所有个特点,就是我们的工作基础非常好,我们的年轻人非常非常争气,非常非常上进!”团委书记但聃三句话不离年轻人,因为年轻人在“翼龙”团队中的表现超乎人们的想象。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大型的、有开创性工程的研发,艰苦性和不确定性一点不比基础理论研究弱。”而“翼龙”的研发制造,包含了大量高密度的脑力、体力劳动,包含了大量重复性的、枯燥的工作,修改与变更几乎是一种无限的循环,这会让人抓狂。
但是倘若你去问系统设计工程师程熙,翼龙1、翼龙1-D以及后续机型的设计和制造过程中有没有让他感到心跳加速的难题和挑战?他会眯着眼想想,回答你,好像也没啥。他不会告诉你,在试飞阶段,平均一年他会接到差不多四五十个单子。这都算少的,“多的时候一年可能有上百单。”一张单子就意味着一次更改,而且更改不会同时发生在一个地方,“这个都是属于能看得到的更改,要是说到内部的逻辑协调修改,那就更是无数次了。”设计师薛睿补充道。
而团队里的每一个人都得是多面手,在家搞得了设计,到外场做得了服务,这让出差、加班加点成了他们的常事。所以要想统计工作量,那可能是件比设计飞机还要麻烦的事情。程熙本人就曾被派往国外的沙漠常驻,新婚刚过1个月就出差,归来已是13个月后,妻子已经从人生地不熟的外地人变成了去哪儿坐哪个公交车都门清的“成都通”。沙漠偏远,通讯都成问题,13个月后她才有机会向程熙抱怨,你这是把我忽悠来成都,自己却跑了啊。但,只要工作需要,他们依然是随时说走就走。张宇愧疚于与家人的离多聚少,他抱着儿子无奈地说过,“孩子,你是爸爸的儿子,但‘翼龙’却是我的大儿子??”
飞行与售后服务部门的肖凤是个清秀的女生,到了“翼龙”团队工作后,她变成了人们传说中的“女汉子”。最长的时候,她曾经在国内、国外连续出差三百多天,“中间就没有太多时间去停顿休息,基本上是回成都,把东西收拾完,就又去下一个地方。”
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是“翼龙”项目刚成立时,条件艰难,制造部门的屈培月收入单薄到令人吃惊,“第一个月的时候,只有400块钱的工资,我当时都哭了??一个大男人啊!”当然,他不会在家人面前哭,只会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悄悄抹眼泪。
制造部部长赖志勇,是当时参与项目最早的年轻人之一,他清楚地记得“翼龙”是如何从设计图纸变成了实物:“那时候我们全是小白,完全小白??大家把蓝图铺在地上一点一点看,边看蓝图边造飞机。而且第二批飞机跟第一批是两回事,完全改了!电路、发动机走向跟原来的图纸完全不一样。就是在边摸索边造。而且第一年要造五架飞机出来!”
装发动机的管路要改线管,他们手上切的全是刀口,没有一个人的手是好的。“冬天的时候手那个疼,一切了口子,鲜血就飚。”管路上面则要铺玻璃布,细如发丝的玻璃纤维会往人的伤口里钻,戴手套都没用。“很细很细的玻璃,扎在你的肉里,痒得你抠又抠不出来,一抠还疼??”赖志勇举起自己的手端详,好像那些玻璃丝还扎在肉里。“当时第一次装电 就返了三次工,整个飞机的电 装好后全部拆了,重新铺。那个工作量可不小,拆要拆一两天,拆了过后又要重新装??我骂了无数次娘。但是没办法,还是要拆。”制造部的唐艺超补充道。
像这样的故事多得数不胜数,“每个人都有故事”,只不过他们很少向别人诉说和解释。默默奉献着青春、慢慢夯实着生命,做着大贡献而不被人们熟知,这是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优秀人才队伍。
担负起信任的年轻人没有让人失望,“翼龙”无人机不仅首飞成功,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成熟、可靠,现在已经成功装备多个国外用户,实战中的不俗战绩“超出了用户的预想”。不仅如此,他们还创新了用户的作战概念、建立了用户的无人作战系统,使得翼龙系列无人机跻身世界高端察打一体无人机一流行列,站在了引领无人机装备跨代发展的新层面。而做“翼龙”的这帮人,也早已成长为各专业的技术骨干:“让技术经验丰富的老同志担任主任设计师,带徒弟、出成果,让年轻同志早一点在岗位上经风雨、见世面,才能早成才。”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无闻人”,这是航空工业成都所军工人的信条。“我一点都不后悔来干这个行业。我现在觉得,这就是我一辈子想干的事情,我完全没有必要再去干其他的。”无人机总体室副主任张宇表示。而中航(成都)无人机股份有限公司的党委书记、副董事长曾强则会给这种付出与拼搏加上了一句航空工业广为人知、耳熟能详的一句话,为翼龙研发团队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做了最好的注解和诠释:
“祖国终将选择那些忠诚于祖国的人,祖国终将记住那些奉献于祖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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