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云望眼：山东激荡40年~3/3

@宋老随笔 编注：现在，是需要反思改革开放以来山东走过的道路了。继往开来，腾笼换鸟，新旧转换，走在前头，……无数对山东的各种期待，似乎近期都难以打消路人对山东的悲观观望。前段时间，出差途中读到@敲敲门 的上中下三篇《山东激荡40年》，至少是一个很有自己见地的梳理。经授权，一并转发，作为@宋老随笔『亲历的四十年』之山东篇。

七

?2009年，盘踞全国GDP排行榜第二名5年之久的山东被江苏一举反超。

这次排名上的变化，当时并未在山东引起大的波澜，稳如泰山的山东人在老三位置上待了近10年后，才惊慌失措地发现追兵越来越近，标兵越来越远。

虽然，今天以GDP作为主要指标来衡量地区发展程度受到越来越多的诟病，但排名变化背后是经济实力此消彼长的现实。

这10年间，广东、江苏、浙江做对了什么？山东又错过了什么？

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愈演愈烈，日益开放的中国面对来势汹汹的金融危机匆忙应对，地处开放最前沿的广东、毗邻日韩的山东更是首当其冲，在危机的漩涡中，两地采取的应对策略在实践中成色如何愈发分明。

广东一大批中小企业从改革开放初期“三来一补”业务发展而来，凭借廉价劳动力获得比较优势，在出口突然下滑后无力应对，一时哀鸿遍野。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了“双转移”和“腾笼换鸟”战略，培育“吃得少、产蛋多、飞得远”的“好鸟”，中小企业似乎成了广东“最不受欢迎”的“坏鸟”。

在“稳定”作为我国最底层政策设计的观念中，这种看似不管企业死活，置工人失业于不顾的做法被群起而攻之，有人讥讽说“腾笼换鸟、鸟去笼空”，《人民日 》甚至刊发了一篇题为“扩大就业须善待中小企业”的时评直指“腾笼换鸟”的粗暴。但《南方日 》随即“还击”，称“中小企业永远是广东的座上宾，倒闭的中小企业是落后生产力”。

改革开放初期，这种南北媒体唱反调颇为常见，但在改革开放形成共识的30年后类似舆论对峙已十分罕见，可见面对危机的社会割裂之明显。

面对舆论的讨伐和金融海啸冲击，汪洋和广东省委省政府没有打算退让，立场一直相当坚定，持续推进“腾笼换鸟”，中小企业的存亡、大批农民工失业等考量居次。

国家和地方政策的博弈源于双方高度和统筹区域不同，单纯的评价是非对错有莽撞之嫌。虽然广东的强劲手段一时没有获得中央的正面支持，但是中央的宽容也给了“新鸟”丰满羽翼的空间，没有凭借权威把幼鸟扼杀。在保持底线和维护核心的基础上给予地方发展经济最大的探索权，这是改革开放以来重大的政治收获之一。

然而，令人扼腕的是敢于叫板《人民日 》的南方 系在互联 的狂潮中日益衰落，20年前那句“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依然在耳边嗡嗡作响。

离北京更近的山东，在金融危机中迅速推出了以保增长为目标的21条政策措施，祭出1.6万亿的投资计划。省政府成立专门三大指挥部应对危机，工业经济运行指挥部就是其中之一，这个集中了40个部门工作人员的临时机构日夜不停地运转，对重点产品、重点企业、重点技改项目、重大节能项目、大型商场十天调度一次，对煤电油运情况每天进行调度。

指挥部以期通过能源的实际耗用变动来掌握经济运行的蛛丝马迹，单纯的统计数字已经无法满足当局对经济形势的判断。

指挥部在了解到492户中小企业和350户大型骨干企业急需流动资金时，他们立即组织企业与金融机构对接，仅用20天就落实流动资金39亿元、贸易融资和票据贴现等其他形式信贷42.3亿元，及时解决了个别企业出现的资金链风险问题，稳定了企业的生产经营。

这些数字只是冰山一角，一大批银行贷款在政府的背书下注入企业，山东的“保鸟”策略让无数企业侥幸续命。

这样的举措不可谓不有力和迅速，甚至副省长在全省大会上亲自为“魏桥倒闭”的传闻辟谣说：“山东魏桥创业集团16万名职工无一人下岗，其中有14万名是农民工”，这些数字背后是16万个家庭的生计和稳定，他们的工作不单单是生活需要更是政府的政治任务。

实际上，金融危机中魏桥确无破产之虞，在短暂受挫后重拾快速发展之路，2011年进入高精铝板带箔、新材料领域；2014年甚至进入了采矿领域，其在非洲几内亚开采的第一船18万吨铝土矿石在2015年冬抵达山东，2016年销售收入达到3750亿。

同样位于一个小县城（临沂临沭县）的山东常林集团更是逆势而上，投资26亿元，设立中川液压公司建设国内最大的机械动力流高端产品项目，引进世界顶尖设备，该项目因核心技术的突破被列入“国家火炬计划”和“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常林在管理上更是大手笔投入，引进曾在博世力士乐公司任职的钟默担任总裁，力推改革。

危机中，以白色家电闻名的青岛企业因“家电下乡”政策获益匪浅，据媒体 道，该政策实施一年，海尔仅此一项就实现了超过500亿元的销售额，同时，成功扩大了销售 络，成立了10年之久的“日日顺”物流发展壮大，在香港成功上市。

对于“家电下乡”，擅长写文章的企业家黄鸣态度一直复杂而多变。2009年，黄鸣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呼吁，将太阳能纳入“家电下乡”之列，试图借助政策提高市场占有率，但不久由于坚持“高价”商业模式被迫退出，并为此，他写下万言书力谏“下乡谨慎而为”。

时间证明了黄鸣的远见，随着政策深入实施，实际操作与制定者的初衷偏差越来越大，批评意见越来越多，在坚持了6年后决定退出江湖。

就在山东“家电下乡”政策结束前2个多月，省商务厅发布公告称将取消423家填 虚假信息销售 点、2172家无销售纪录 点的“家电下乡”销售资格，被取消的销售 点中，不乏知名企业，获益匪浅的海尔旗下日日顺电器，皇明太阳能也名列其中。

关于黄鸣的故事，9年后，随着黄鸣文章日益犀利而高潮迭起。此时，一个人在高潮中走向谢幕，那就是风光一时的顾雏军，顾在2009年终审宣判获刑十年，这一切源于5年前面对“国退民进”的质疑拍案而起的冲动，他的对手是出生于台湾的经济学家郎咸平，祖籍山东潍坊。

这样的乡土之谊并没有让郎咸平放过山东企业，在将矛头对准顾雏军的格林柯尔前，他首先炮轰的是海尔，以“四问”的形式，质疑海尔正进行着“曲线MBO”，与顾雏军针锋相对不同的是，海尔仅仅一句“郎先生发表的文章是以‘海尔是国有企业’为前提的，众所周知，海尔不是国有企业”作为回应，苦无对手的郎咸平遇到了暴跳如雷的顾雏军。

面对危机，张瑞敏的沉着应对与顾雏军的针锋相对，二者高低判若云泥，后来者聪明人以此为鉴，不服者重蹈覆辙。

海尔集团2010年实现全球营业额1357亿元人民币，同期华为的销售收入是1852亿，而就在6年前还不及海尔二分之一。

5年前，没有被马化腾说服的张瑞敏提出了：“海尔不是要成为一家跨国公司，而是要成为一家真正的互联 公司。”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海尔内部组织体系、管理理论创新从未停止，人单合一、小微创业等变革推陈出新，毕竟这是海尔最擅长的。

与海尔同城的“五朵金花”，除海尔外，海信集团旗下海信广场正在全国遍地开花，双星集团主业从做鞋转向为汽车做鞋，并成为山东唯一一家上市轮胎企业，从2006年开始二次创业澳柯玛进军电动车等行业，前几年大规模收购的青岛啤酒此时展开第二轮的快速扩张。

此时，远在浙江杭州的阿里巴巴刚刚度过10岁生日，其旗下的阿里云计算刚刚成立，在未来几年，阿里巴巴开展了收购、拆分、香港私有化等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操作，此时的马云越来越让人捉摸不透。

与郎咸平批判“国退民进”相呼应的是，此时的山东正在大力推进国有企业重组整合，先后组建了山东钢铁集团、山东重工集团、山东海洋投资公司、山东海运公司、泰山财产保险公司等。

山钢集团甫一成立就以雷霆手段兼并了日照钢铁，消息传出后，全国媒体和专家用脚投票，称其“实乃霸王硬上弓”，多数为此抱不平的专家认为，山东省国资委不应该让民营钢企感到心灰意冷，而济南的压力被称“每一小时都在增加”。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早已淡忘了政府的强势与杜双华的无奈，但资本不会忘记。

距离日钢不足1小时车程的晨曦集团此时正踌躇满志，在邵仲毅的指挥下进入了一段急速扩张期，2012年投资37亿元用于莒县县域十大项目建设，在西双版纳、陕西、江苏、青岛、临沂等地投资了30多亿元的建设项目，根据邵仲毅的预期，这些项目将在两三年内全部建成投产，“届时等于再造一个晨曦集团，使销售收入过千亿，上缴税金突破200亿，跻身全国企业500强”。

山东重工集团的成立更是担负着振兴山东装备制造业的重任，主要领导悉数出席揭牌仪式对其寄予厚望。

山东重工的核心资产是潍柴动力，潍柴的快速发展始于借壳湘火炬，2004年，德隆系崩盘，在争夺湘火炬斗争中，谭旭光连夜拜访鲁冠球，潍柴逆转万向，成功拿下湘火炬，成功借壳A股上市。此后，2009年，潍柴收购法国博杜安公司，2012年，潍柴再下两城，先是拿下全球最大的豪华游艇制造企业意大利法拉帝集团，紧接着又战略重组德国凯傲集团，2015年海外收入占比57%。

值得一提的是，德隆系的崩盘与郎咸平有极大关系，而德隆系的创始人唐万新曾在华东石油学院(山东东营，现为中国石油大学)工业经济系就读，一年半后退学。

唐万新曾求学过的东营拥有独特的油地军校四维共建模式，经济对油价涨跌极其敏感。2008年曾经创下了147美元/桶最高纪录的国际油价，在2009年跌至33.20美元/桶，受此影响一直盘踞全省纳税排行榜冠军的胜利油田逼近亏损边缘，依附于油田的一大批改制企业销售额下滑。与此同时，美国再次举起反倾销大棒，东营市两大支柱产业石油管和轮胎中招，数十家企业被波及。

就在山东大举推行“国进民退”时，与山东毗邻的江苏境内，苏州工业园区迎来了它开发建设十五周年庆典。这个工业园区一诞生就自带光环，它萌芽于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启动于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15年的发展使其成为了全国工业园学习的典范。

商务部原部长陈德铭曾多年担任苏州工业园区工委书记，后来他谈起苏州工业园的成功经验说，当年新加坡和中国的合作中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苏州所有乡一级以上干部，江苏省各部门、中央各部门有关该项目的干部，全部到新加坡去培训。

人是干事创业的最关键变量。

2010年，蔚为壮观的南山大佛正式对外开放，这一年，她的投资建设者宋作文家族被山东当地媒体评为“山东首富”。

此时，山大毕业的宁高宁正带领中粮集团四处出击锐不可当，自称放牛娃的他降服蒙牛，2009年当选中国经济十年商业领袖 ，业内称之为资本运作的高手。宁高宁出生于山东滨州，先后执掌过华润、中粮、中化等国企。

村支部书记出身的朱新礼，刚从德隆系崩盘危机中全身而退，打算把一手创办汇源集团当猪一样卖掉，但是政府否定了这一计划。

这十年间，虽然颇受金融危机影响，但是山东总体经济活跃度依然高涨，无论是村镇企业还是国内外知名企业，在危机中他们想抓住政府放宽融资的机会快速扩张，在寒冬到来前攒够足够的粮食，也想攒够与政府谈判的筹码。

然而在“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得手”角力中，究竟谁能够坚持到最后？

八

200年前，英国诗人雪莱写下了：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然而，我们正在经历最漫长的深秋。

“众叛亲离”的柴会群在2014年继续推出《血债——山东邹平“高利贷”命案调查》， 更露骨地揭开了邹平民间高利贷的黑幕，把业界享有“民间借贷，全国县级城市看邹平”评价的小县城推上了风头浪尖。

邹平本来是默默无闻的小县，远离其所属滨州市区，离省城济南更近。20世纪30年代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在这里进行乡村建设运动，后因日军侵华中断，其执意身后埋骨于此。70年后，民办教师出身的刘士合担任县委书记，在刘主政期间，奠定了“邹平模式”的工业基础，使这座县城日后拥有了世界五百强魏桥集团等9家上市公司，成为山东第一。

刘士合治下的邹平，可谓“无政不商，无商不政”。全县的党政干部都要围绕企业为中心，政府密切介入企业扶植中，甚至直接进入企业肌体内部。县里根据企业纳税额论资排辈，交税越多，企业家在县里的地位也就越显赫。

一位退休的政府工作人员透露说，邹平县每年都会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第一个发言的企业家必是张士平，“不用多说，张总只要很平淡的说出今年又交了几十亿的税，我们坐在下面的人都会心中一凛，那可是县里税收的一半，很震撼。”

其后继任者承袭了这一战略，被认为“利于保持发展思路和政策的稳定”。但刘士合及王传民沿袭的发展方式，带有强烈创业初期的草莽习性，模糊的政商关系极易为腐败埋下祸端，2018年王刘的纷纷落马印证了这一判断。

在全国百强县排行榜中，山东一直位列第二。县级区域经济的发达离不开众多大中型企业支撑，而这些企业的快速崛起无不与当地政府的大力扶持有关。他们大多属于纺织、钢铁、轮胎、造纸、石化、有色金属等重工业，这些传统行业多是高耗能、高污染、劳动密集型产业，看似不需很多高科技核心技术也能运转，在沿海大城市并非优势产业，但在资源丰富、劳动力相对低廉的农村还能施展开拳脚，而市场需求也大得惊人。

但早期由于缺乏法律和制度上规范，政府角色的定位模糊，合法与非法的界限不清晰，为后面执政者与企业家的命运埋下了暗雷，历史的原罪永远无法功过相抵。

2014年，青州一家民企的董事长跑路更是引爆了担保圈，青州、淄博、滨州、济宁、东营等地也爆发了企业联保危机，多地陷入恶性循环：亏损——高管被查——跑路或被抓——资不抵债——无力清偿到期债务——联保企业拖下水—破产。

恶性循环的源头是互相担保。国有银行改制后，银行更多回归企业属性，控制风险是重要考虑因素，为了解决贷款难问题，企业之间担保、互保成为普遍现象。对于中小民营企业而言，由于受到自身可抵质押资产稀缺、银行与企业间信息不对称、第三方担保机构成本较高等因素制约，通过同区域内相识企业或上下游企业间互保既可节约融资成本，流程又相对简单，且成功率相对较高，设立互保、担保机制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贷款难的问题，这种模式极大地促进了企业发展。

然而这种引以为傲的民企“抱团取暖”模式在危机到来时却瞬间变为“火烧连营”势不可挡。

企图挽救企业于水火的政府也不得不做出“壮士断腕”的决策。东营广饶县以轮胎、造纸位列全国百强县行列，自2015年轮胎企业德瑞宝倒闭后，盛泰轮胎、永泰轮胎、沃森轮胎、奥戈瑞轮胎、国风轮胎、奥隆炭黑、正顺车轮、汇通刹车片等一大批企业被接管、重组、破产清算。

广饶轮胎产业仿佛被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曾经被推崇的村镇企业“西水模式”也传奇褪去，能否度过危机还是未知数。

2017年，曾经的中国500强企业山东天信集团陷入债务泥潭，7家关联公司天信集团、天圆铜业、天信光伏等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其中负债最多的山东天圆有限公司负债总额高达104.52亿元，负债率高达180.77%。

2018年6月27日，大公国际又突然下调了试图托管天信的山东大海集团主体评级到A+，从AA评级骤降到A+，展望调整为负面，其再融资压力倍增。

这些企业曾经庞大到位列全省乃至全国民营企业前列。此时，甚至全国排名第二的魏桥因境外机构一则 告乱了阵脚。2017年3月初，做空机构Emerson Analytics突称，魏桥集团旗下中国宏桥存在财务业绩异常、虚 电力成本、漏 81亿氧化铝成本、且存在大规模关联交易利益输送等。

一时江湖风声鹤唳，魏桥发出紧急求援令。

然而魏桥的危机不止这些，其面临的环保压力也空前增大，其违规自建电厂、电解铝等多个项目被中央叫停，超乎寻常的高压态势已不是地方政府所能庇护。

与魏桥同城的齐星集团爆发百亿元债务危机，债务链中，除了有超70亿元的银行债务外，还有40亿元左右的社会融资。危机伊始，邹平县政府、西王集团、齐星集团三方签署托管协议，西王集团开始实施对齐星集团托管，副省长召开风险化解专题会议。随着时间推移，无论是“齐星集团自救”还是“西王集团托管”，均没有挽其危局，最终选择“合并重整”。

有形的手此时已经颤颤抖抖，无力承担更多的压力。

899年前春节后不久，曾经的“山东首富”西门庆倒在了在毕生最爱的事业上面，他一手创办的商业帝国顷刻崩塌。

2018年，曾以190亿元成为《2016胡润全球富豪榜》上的山东首富邵仲毅创办的晨曦集团申请破产，在3年前信誓旦旦要再打造一个“新晨曦”的邵仲毅连“老晨曦”也没有保住，地炼大面积亏损成为了压垮晨曦的最后一根稻草。

山东是全国最大的地炼集聚地，明星企业众多。据路透社 道称，已有近40%的中国民营炼厂处于亏损，市场占有率节节败退。按照一种统计口径，6月地方炼厂处理每吨原油平均亏损约300元人民币。而在2016年初时，每吨原油的加工利润尚有900元人民币。再加上国家堵上征税漏洞，地炼企业步履维艰。

在危机中逆势而上的常林集团在2015年底陷入资金链断裂危机中，2017年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同时媒体曝出，其依靠“国家级鉴定”的光环通过涉嫌科研造假、财务造假的手段接连获得来自国家以及省市多个部门给予的十多亿元的科研资金支持以及数十亿元的银行贷款支持。其引进的高端管理人才，也因观念不合被束之高阁。

除此之外，临沂江泉集团、西王集团、菏泽洪业集团和玉皇化工等企业也接连出现资金问题，这些企业资金规模远远超过了政府承受能力。

山东之外，电信届双雄中兴和华为命运迥异，中兴因美国制裁而不得不接受屈辱的条件，而华为因任正非超前远见影响较小，2017年收入达到6036亿，海尔销售收入为1593亿元，仅为华为的四分之一，甚至被格力和美的远远超过。十年前布局云计算的阿里巴巴成为新经济龙头，市值一度超过5000亿美元，平均每天纳税超过1亿元。腾讯近来虽然受到各方质疑，但是其社交领域的地位仍然无法撼动，百度在被质疑后凭借人工智能快速反弹，物联 、共享经济、区块链等概念层出不穷。

与此同时，一大批独角兽企业快速崛起，蚂蚁金服、滴滴、小米、阿里云、美团点评、宁德时代、今日头条、菜鸟 络、陆金所、借贷宝等位列前十名。2017年入选榜单的中国独角兽企业共有164家，分布在全国20个城市，其中，北京、上海、杭州、深圳成为独角兽的主要聚集地。

尴尬的是，山东无一家入选。

10年间，广东“腾笼换鸟”，新鸟已经羽翼丰满，蓄势待发；江苏“凤凰涅槃”，苏南模式再次焕发新活力；总量位居山东之后的浙江更是凭借阿里巴巴抢占互联 高地，经济含金量已远超山东，而以“群象经济”自居的山东迷失在昨日的星辰大海中，深陷在涌动的暗流中。

九

俺曾见，金陵玉树莺声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

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过风流觉，把五十年兴亡看饱。

孔尚任《桃花扇》中这一段唱词广为流传。孔尚任山东曲阜人，孔子六十四代孙，他在继承儒家的思想传统与学术基础上，对历史兴衰颇有研究。

孔子和儒家文化是山东人永远绕不过去的话题，成功则从中寻找依据，失败则从中发掘理由。

孔子说“学而优则仕”，于是大家都说山东人喜好当官源于孔子教诲；儒家“重农抑商”，于是大家把今天的锅甩给了2000年前的古人。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仕，事也”，意思是工作之后还有余力的就应该去学习、进修，不断提高自己；学习、研究之余要多参与具体的工作与实践，这与企业家推崇的“知行合一”，异曲同工。

关于当官，根据黄章晋在《山东人真有那么爱当官么》中公务员考试数据分析，甘肃、贵州、云南这种经济落后，机会极少的地方，才是考公务员热情最高的地方；江苏、浙江、山东这三省，人们考公务员的热情其实差不多；广东、海南人才是中国最缺乏当公务员热情的地方。

虽然爱当官没有可靠的依据，但在梳理企业发展过程中，我们发现山东企业格外迷信政府，而政府热衷插手企业经营却是真实存在，这大抵是症结所在。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说：“中国旧王朝依靠道德而不是技术在运转社会”，在当前社会，法律和政策取代了道德，但是人情世故依然能够影响对法律的解读和政策的执行。

据了解，只要是邹平或者山东籍的官员退休了，张士平都会主动找上门请他们做企业顾问。官员不分部门，不分高低。这被解读为熟谙“官商之道”。

宋作文每上一个新项目之前都要向上级部门汇 ，若是上级同意，他就立马要相关政策支持。

至今，“东张”张瑞敏的海尔依旧保留着政府股份，“西张”张士平的魏桥也一直保留着县里供销社的股份，而马云则认为要跟政府谈恋爱，不要跟政府结婚。

融合各类社会资源，处好政商关系是中国成功商人的共性，山东企业表现的更为突出。

然而当利益受到严重冲突时，政商关系就变得十分紧张。

一位见证了宋作文整个创业历史的县委书记说：胶东半岛的乡镇企业曾经红红火火，但乡镇企业家们多有浮躁，经不起名誉与利益的诱惑，热衷于政治轰动资本，所以无暇专注企业发展，当市场变化后，他们已经不适应市场了，因此一个个倒下去了。

企业家的秉性决定企业的发展，这样的例子在中国民企发展的洪流中俯拾即是。

山东以齐鲁大地自称，而常忽略了齐鲁本来就是崇文尚武的矛盾结合体。齐文化尚功利，鲁文化重伦理；齐文化讲求革新，鲁文化尊重传统。

所以在酒桌上，山东人即讲尊卑长幼，酒至酣时，却又称兄道弟起来。

除了政商关系，盲目“多元化”也成为今天危机的导火索。晨曦集团业务以石油化工起家，后来进入粮油加工、国际贸易、文化旅游等业务，并大手笔进入大豆贸易融资，最终由于主营业务低迷导致企业破产，而大豆贸易融资却是最后银行“抽血”的主要原因。

与晨曦集团的遭遇类似，齐星集团是一家以铝产品深加工为主业，并涉及电力通讯铁塔、新材料、金融、地产等领域，前几年由于信贷规模迅速扩张，容易拿到银行贷款，然后四处投资。随着经济进入下行周期，这些投资成为拖累，甚至把企业拖向债务的深渊。

东营天信集团亦是如此。2008年开始，天信集团业务从纺织向冶金、有色金属和新能源领域拓展。然而投资的铜业和光伏产业，都接连遇到产能过剩、铜价下跌、欧美对中国光伏产品征收高额关税等影响一度受挫。

与之相反的是，华为30年来坚持集中炮火向一个城墙口进攻，几百人、几万人的时候也是对着这个“城墙口”进攻，现在十几万人还是对着这个“城墙口”冲锋。密集炮火，饱和攻击。每年1000多亿元的“弹药量”炮轰这个“城墙口”，研发近600亿元，市场服务500亿元到600亿元，最终在大数据传送上华为领先了世界。

即使是阿里巴巴、腾讯等眼花缭乱的投资，我们发现他们都围绕着自己的核心业务去展开，所有的投资都服务于总体战略布局，与山东企业胡乱开弓的多元化本质截然不同。

关于山东经济发展问题的文章已汗牛充栋，但是无外乎：市场化方向，法治化轨道，制度性成本，新发展理念，中央与地方、国企与民企的关系等……每一个话题都有文章可做，在此不再赘述。

那么最后的问题来了，山东的未来在哪里？仁者见仁，我且抛砖一块。

2018年7月，山东省最高级别考察团南下广东、浙江、江苏学习，考察行程异常紧密，华为、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山东是否一定要培养出华为、阿里巴巴、腾讯这样的企业才叫转型成功？

如果以此为要义，恐怕又要大错特错了。华为、阿里巴巴这样企业是时代和企业家结合的产物，可遇不可求，不是政府规划和引导产生的。在我看来，山东的未来不在于以培养出华为、阿里巴巴、腾讯为目标，而在于如何让曾经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乡镇企业焕发生机，让更多的新生力量破土而出，让现在众多的“笨鸟”瘦身健体，振翅高飞才是执政的关键。

谁又能预料到这些丑鸟有朝一日“凤凰涅槃”呢？

山东常常以自身产业结构偏重而自卑，但这恰恰是崛起的基础，不信我们来看看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产业结构是怎样的？

据统计，2013年美国产业结构中，化工产品（包括制药）+塑料橡胶占全部制造业产值的19.5%；食品饮料占10.8%；电脑电子占9%；金属材料占8.7%；机械产品占7.8%；汽车产品占6.1%；航天运输5.9%；其他产品4.5%；石油煤炭4.4%。

在美国庞大的工业体系中，除了有苹果、微软、波音等全球顶尖公司外，还有一大批诸如霍尼韦尔、洛克希德·马丁、雷神、汤普森、联合技术、伊士曼化工、孟山都、道康宁、卡特彼勒、杜邦、艾默生、辉瑞等无数在各自领域技术领先乃至独霸全球的企业，这些企业的技术实力强大才是美国强大的基石。

所以中国不仅需要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等与世界知名公司抗争的大企业，更需要无数在各自领域拥有独门绝技的中小企业。而山东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在山东产业结构中除了航天空白外，其他均能找到，而且有的已经在全国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拥有一大批低调而有实力的“隐形冠军”，比如万华化学、国瓷材料、豪迈机械等，他们在各自领域内已经崭露头角，这些瞄准专、精、尖，在全国乃至全球的小行业和产业领域内竞逐“隐形冠军”中小企业，才是山东崛起的资本。

我期盼山东能有阿里巴巴一样的公司名扬天下，但我更希望山东有一大批功力深厚的中小企业“深藏功与名”。

培养中小企业需要足够的定力、耐心和持久力，更关键的是政府砍掉无所不能的手，把成长的空间让给企业，让企业行为听从于市场，让消费者用脚投票。

这一自我革命的过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绝非易事。除了省委书记发出振聋发聩的警示，千千万万的处长、科长、政府工作人员思想的觉醒更为重要，他们作为政策的最终执行者，毫不夸张的说，他们的喜怒哀乐甚至会决定一家企业的生死。

放开手，让更多的光照进来，让微小的草和树木雨露均沾，获得向上生长给养。

而这光的发射源就是不被困囿的思想。

时间试图推着历史循环往复，而我们要拒绝历史重演。

公元1898年，戊戌年，清光绪二十四年。

李鸿章与德使海靖在北京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山东半岛被德国租借。

20年后，山东半岛又如礼物般在巴黎和会上被拱手送给日本。

《我的1919》中顾维钧（陈道明饰）说：“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然而再悲情的言语也无法打动贪婪地恶魔，实力才是谈判的资本。

公元2018年，戊戌年，改革开放四十年。

一艘满载大豆的美国轮船途经山东沿海拼命奔向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