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古代历史上的南北之争是指在北宋时期中央政坛上南北方士人群体之间的政治对立及其冲突对北宋政治产生的影响。北宋之间士人之间的政治斗争是十分激烈的，政治斗争中的地域问题也是十分突出，这也是为什么南北方士人之争正是这一时期政治斗争中的集中体现。但是北宋正是处于古代历史上南北势力消长的关键时期，在经济、文化表现出了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南移，在政治上表现则是南北两大士人群体在政治上的角逐。
北宋时期的南北地域问题主要表现在政治上，南北方士人在接触和交往的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各样的矛盾，在此基础上引发的政治对立和冲突。这其中的内容就包含了很多北宋南北政治地域格局的产生，南北士人群体的产生和发展，南北士人矛盾冲突形成的真正原因，南北士人演变的趋势，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以及南北士人相关政治理念的变换。在唐代安史之乱后，南方的经济文化逐渐开始发展成熟，从黄河流域东西政治力量的统合，中国地域因素由原来的东西对抗转变为了南北竞争。
北宋版图
北宋就是其中转换的关键时期，北宋时期的南北士人群体围绕着双方的政治地位与政治、经济利益展开了一系列的角逐。北宋初年北方存在了很多的文人与侠客混而为一、互相认同的风尚，这就显示了当时用人政策的矛盾。并且北宋对周围的藩属国采用的的是弱化、取代和避开籍贯等猜疑措施，这就导致了在后来治理过程中因为领土快速扩张造成的地方架构缺少官员的困难。
科举制度是封建帝国中选拔人才最为重要的制度，北宋正值古代科举制度发展的重要时期，而南北的地域之争也成为了北宋科举突出问题。宋太祖时期北方人一家独大基本上是没有南方人来参政的，但是到了宋太宗时期，南方人以不同的方式进入中央官僚之列，但主要的生源还是北方。宋真宗时期北人逐渐呈现一种衰落的趋势，南人则有了崛起的状态，这些变化正是官僚机构对不同时期对于不同地域势力吸收和整合过程的表现。
宋代科举
一、唐宋文人的选拔：唐代选拔制度影响
唐宋时期的士人阶层的身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中的精英阶层，士的身份是随着历史不断变化的，在七世纪的时候士就已经是高门大族所左右的精英群体。而在北宋时期士已经成为了官僚，就在唐宋之际士人阶层身份转变的同时，内部分成了很多的变化。这是一个相当大而且十分杂乱的群体，他们有的曾经从文液压儒，有的不学无术，有的擅长于政治。换言之，由于知识素养和能力结构的差异，晚唐五代的士人阶层化为了文学士人、儒生和文吏等等。
文学士人从东汉晚期开始文学创作兴盛的局面和迹象已经开始逐渐明显，并在汉末魏晋的时候、趋于大盛，而且还能够在文人阶层出现了独立的文学观念。所谓独立的文学观念能够包含两层意识，第一层认为文一种特殊的事务，与人类活动的性质不同。另一方面则是指文学，具有艺术的意味。独立的文学观念不断发展的结果之一就是造成了一批擅长诗赋文章著作的文学士人。从南北朝到唐朝初期，文学之风进一步高涨，尤其是在武则天临朝的时候，以诗词歌赋为主要的考试内容的士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开元盛世
在这种崇尚文学的情况下，原来为政治需要而吸收人才的科举制度逐步转变成为甄选文人的典礼。整个社会看重文学的价值，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文学崇拜风气。唐玄宗即位以后，经历了一番励精图治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开元盛世。在这种和平的年代，读书人热衷于诗词文章的学习和写作，传统的历史却很少有人问津，通过进士词科选拔出来的文学之士遍布朝中清要之职。上述在武则天和唐玄宗统治时期盛行的文学崇拜和文人文化，虽历经安史之乱以降的多重打击和波折，却依旧未能折损其发展的势头。
《通典》卷《选举三·历代制下·考绩》记载: “当时海内无事，缙绅之徒，以能赋为贤，及门为贵。其望登朝也，如天之不可阶而升，而言语侍从主文典宪之列，充其选者必第一流”
北宋文人
这是唐代政治文化的主旋律，即使是晚唐时期王纲不振、藩镇割据的局面这种政治文化仍然是以朝廷上词臣为核心的王流精英，源源不断地向各地输送、扩散。不过，长期的又是独占，使得文学士人成为了精英群体，与其他士人阶层的矛盾是不断的激烈。另一方面，为了应对安史之乱以后朝藩之间的各种政治关系，使得文学之士写作的重心开始了畸形发展的局面，导致晚唐以来文学士人知识素养方面变得狭隘，失去了应对社会动乱和复杂的政治局面和能力。
二、南方士人群体的形成
南方地区的士人和官僚在安史之乱以前始终是没有成什么气候，在唐代中后期，南方地区社会经济文化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南方的士人也逐渐开始了更多的政治参与。宋代的文人是集中了文人、学者、官僚三位一体的复合型人才，知识结构和格局都是宏大的。南方的士人表现出了一种文人化的倾向，首先南方地区战乱比较少、相对的安定平和的政治局面有关，五代时期南方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开始了与民休息的政策带来了暂时的稳定。
而这些统治者往往表现出礼遇文士的态度，，五代时期南方诸政权统治者都对招纳文士十分留意，使得唐末五代很多文人文士，在北方地区政权频繁更迭，战乱不休之际，纷纷避难到南方地区这些局势较为安定、统治者又礼贤下士的地区。
《旧唐书》记载：”接御士大夫，曲加礼敬，……于其所居第旁创为延宾亭，以待四方之士，遣人司守关徼，物色北来衣冠，凡形状奇伟者，必使引见，语有可采，随即升用；听政稍暇，则又延见士类，设宴赋诗，必尽欢而罢，了无上下贱贵之隔”
另一个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五代十国的统治者除了自身热心提倡文学，甚至还自身积极参加文化活动，表现出崇尚文艺的倾向。与此同时带来的结果也是南方诸国君主大多精于诗词歌赋，向文人方向逐渐的靠拢，在这些统治者的影响下，南方的割据政权中聚集了一大批的文人骚客。经过统治者的大力招揽和提倡，南方地区的文化风气远远比唐末繁盛，这些士人在参加政治的同时还进行吟诗作对，于是乎文化的种子在五代时期的南方地区开始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五代十国版图
由于五代十国时期南方政权内部社会环境是相对稳定的，再加上统治者往往推行保境安民的政策，社会经济随着开始了恢复发展，城市文化也是昌盛起来。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统治者也是注重搜集图书、兴建学校，在这种优越的生活条件先，出现了一批不在于追求功名利禄的士人，开始了广泛的游玩，沉迷于诗词应和，而且文人放荡不羁，表现出与前代士人大不同的精神面貌。受”文人化”倾向的影响，再加上较为安逸的生活状态，五代时期的南方士人还表现出”文学化”知识结构和素养。与北方文学之士多擅长实用性文章不同，南方士人往往热衷于倡导纯文学性的诗词歌赋写作，并在这些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三、宋初的地缘政治与南北政策
北宋是出于唐宋社会大变革的关键节点，继承了晚唐五代以来纷扰不安的政治局面和政治遗产，中原王朝的内外地缘政治结构由此发生了变化。北宋建立之初的内外政治环境是十分恶劣的，宋太祖赵匡胤虽然全盘接受了后周的疆土，但是还有很多别有用心的实力派军阀在占据，号为北汉，始终与北宋对峙。南方地区更是政权林立，大大小小的政权数不清楚，虽然这些地区有了分裂的倾向，但是从历史渊源来说性质确实有所不同。
五代十国战乱
唐末五代帝王频繁更迭的历史表明对于北宋来说承接北方中国区域范围才是问题的关键，宋太祖面临的困境也是这两个区域：南北两大块区域。北方藩镇割据和武将跋扈，南方则是政权林立，宋初的时候君臣采取了因地制宜的处理方法，采取了稳定政权和统一全国的政策，事实上是有南北方两个面向，这种不同的处理对策可以概括为南北异束。。无论是基于地缘政治的宏观布局，还是”攘外必先安内”的现实考虑，宋太祖君臣不得不解决的首要任务必然是底定中原，而第一步正是消除对北宋政权具有一定直接威胁的武装力量。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 “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
《续资治通鉴长编》
总结
南北士人之争的关键是在于特定的社会政治情境下，才能把握其中的核心内容和演变趋势，从而充分认识其北宋政治的互动程度及其实际的意义。安史之乱以后，随着南方地区经济、文化的逐渐发展成熟，中国的地域格局彻底完成了从东西对峙格局向南北竞争格局的过渡，主导中国社会长达数个世纪的门阀士族也在唐宋之际逐渐消融。科举制度的巨大发展使得南北士人开始在国家政治方面有同等的竞争机会，因此按历史背景上来说，北宋时期的南北之争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安史之乱
北宋的建立和巩固主要是承接了北方中原地区唐代的政治，再加上北宋功臣群体在政权建立和统一事业的贡献，因此赵宋的帝王根据南北两大区域在国家战略中轻重地位不同，制定了重北轻南的低于政策，这种政策下，北方士人占据了北宋政权的主导地位，而且选人用人方面也是多为北人。
另一方面宋太宗为了扩大自身的统治基础，大规模的开始了科举取士采取了大量的士人群体的政治热情，善于诗词歌赋的南方士人借此机会开始迅速崛起。宋太宗朝南方士人在科举考试上的高歌猛进，及南方降臣待遇的改善和政治地位的提高，引起了原本占据优势地位的北方士人群体的警惕。后者开始对南方士人进行压制和排挤，不甘示弱的南方士人也迅速做出反击，双方围绕着宋廷中枢权力再分配和科举取士问题展开一系列的交锋。
参考文献：
《通典》卷《选举三·历代制下·考绩》
《旧唐书》
《续资治通鉴长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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