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故事援引自范小林先生《寻梦中国》一书。这本书“ 不小心”进入“2017年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候选名单。这好像是偶然的，但我们也能发现它的必然性。作为一个美国“白心白皮的大好青年”，范小林自2002年起即定居中国，并娶了一个中国妻子。从在中国旅游、感受一个异于西方的文化，到最终经商开咖啡馆并定居下来，范小林看到了十几年间中国农村的发展，了解到中国农村尽管依然贫困但农村的青年对城市生活、对现代生活的向往，包括他们内心的那种“美国梦想”。
当中国的农村青年们脱离开乡村的闭塞环境，进入到复杂而繁乱的城市之中，他们就会爆发出难以想象的创造力。也许，他们初中毕业甚至未曾上学，但只要给予他们机会，他们就会爆发出巨大的学习热情，让自己融入到城市当中，融入到现代生活当中。他们所缺的，只是一个机会！
在我们谈“某某人口”的时候，我们可能未曾想象到这些人们内心追求幸福生活的那种巨大渴望，我们也未曾想象到他们为此所甘愿付出的巨大努力和代价，这是若干城市人所不具备的。或许，很多国人都曾有一个“美国梦”，但同时何尝没有一个更加巨大的“中国梦”？
宽容他们，理解他们，接纳他们，他们就会为自己的家、自己的后代、自己的国，竭尽全力！
到乡下去
在邦东拜访了数位员工的家人后，我们开始讨论如何参与到村庄一些公益事业中去。“农村进步计划”由此形成，萨尔瓦多盈利的一部分将被用在促进云南乡村的可持续医疗健康系统以及教育项目上。
Josh笨手笨脚地摆弄着手动档，但却换不了档，他绝望地叹了一口气说，“我们的离合器坏了。”
“闭嘴老兄，”我以为他在开玩笑，“别跟我胡扯！”
“我倒希望我在瞎说呢，可是我们真的被困住了！”
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发生这样的事真是糟透了，我们在这两天内已经沿着澜沧江驾驶了13多个小时，还没到达高谷的坡地。一个小时前我们正在一条曲折的土路上向下开，大部分汽车都很难从这条路上开过去。此时正值雨季，路上留下了深深的车辙，有的部分已经被雨水冲刷掉了。
我们当时驾驶的是一辆四轮驱动吉普车，所以开始的时候我们有把握从这样的地形中通过。但是现在没有了离合器，我们根本连调转车头回到刚才的岩石山坡上都做不到。我们附近没有任何修理工，我们也不能在中国的乡下给美国汽车 打电话求援。于是Josh关掉了引擎，我们锁了车到附近的村子去求助。
这个村子并不普通，这是孟娟的村子，她14岁的时候离开这里到大理去寻找新生活，这里是她的故乡邦东。最初的时候孟娟还介绍了几个表姐妹和朋友到萨尔瓦多工作，因此邦东和附近的几个村子是萨尔瓦多半数员工的家乡。我们来邦东的目的是见见我们员工的父母。萨尔瓦多雇佣了18个女孩，其中有17个来自临沧的乡村。我和Josh计划找到她们每个人的家，拜访她们的家人。我们想和他们谈谈他们的女儿们在萨尔瓦多所做的工作，送给他们一张萨尔瓦多大家庭的合照。反过来我们希望能了解一些他们的乡村生活。但离合器坏掉之后我们恐怕走不远了。
当时正值春末，山谷里到处都是辛勤劳作的男男女女，他们正在从修剪的整整齐齐的树丛中采摘绿油油的茶叶。他们带着用稻草和竹篾编成的帽子，以免被炽热的阳光晒到脸和脖子。与此同时，其他农民正在浅浅的水洼里插下一排排整齐的稻苗，或者是在玉米地里为了新一轮的播种而犁地。空气中充满了嫩叶的香甜气息，而刚刚堆好的肥料散发出的臭气也掺在其中。头顶上的天空清澈湛蓝，但脚下的深谷之上却蒙着一层厚厚的雾气。
之前我们两个谁也没有来过邦东，因此我们谁也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寻找员工的家。我们沿着一条山背上的小路行走，路的两旁排列着茶树梯田。村子沿着一个陡坡伸展开来，我开始明白了为什么没有任何一个女孩学过怎么骑自行车，就算是经验丰富的山地自行车手也会觉得这样的地形非常有难度。山坡非常陡峭，但当地的农民还是设法把每块可耕种的土地变成了多产的农田——鉴于这是世世代代的农民没有用任何机械完成的工作，这是一种相当了不起的功绩。
我们在路上遇到了正在小竹林里乘凉的两个老妇人，她们背上背着装满了新茶叶的竹筐。她们带着好奇的笑容和我们打了招呼。当我们提起女孩们的名字时，她们似乎并不认识，但当我们提到女孩们父亲的名字时，较为年长的那个举起了弯曲的食指指向山下。
一条狭窄的小径通向一条铺着圆圆鹅卵石的大路，这条大路则通向一个开阔的广场，广场上排列着古老的木质房屋。那里有一群女人正在小心地将茶叶分类，然后把它们放在稻草垫上在阳光下晒干，这使空气中洋溢着草本的芳香。她们向我们投来疑问的目光，然后就扭头继续干活去了。一条小狗把一只鸡赶到了附近一棵柑橘树下，这只鸡想飞起来逃跑却失败了，它撞到地面之后又弹了起来，于是小狗又开始追它。
我们走近了村里一家出售烟酒茶糖的小卖铺。我正要向店主打听一个女孩的家时，我们注意到了一个留着脏辫的瘦小中国男人。由于这在乡村并不常见，所以他和我们一样格格不入。
当他注意到我们向他走去时，他愣了一下马上恍然大悟，“Josh，Colin！”他呆了一两秒钟不知道要说什么。这不期而遇实在是太过出人意料，他完全无法理解。我们认识他，但我们也迟迟难以接受这个现实。
“这是我的故乡啊，man（伙计）！”他用汉语回答，却用英语强调了“man”。“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我来问，你们俩究竟在这干什么？”
我们互相握了握手，跟他描述了一下吉普车的故障。车子是我们向王虎借来的，我们有点儿担心，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把车弄回到路上去。这里遇上朱宏之后，这状况就并没有那么让人绝望了。
朱宏和孟娟一样，在邦东长大，之后搬到大理去寻找新生活。但和孟娟不同的是，朱宏是被父亲送到大理躲避牢狱之灾的。
朱宏告诉我说：“我14岁的时候，特别爱打架。我到每个村子去，找所有人打架。那时候路况很差，于是甚至连警察都抓不到我。我的父母和姐姐每晚都会熬夜等我，盼我能活着回家。”
朱宏身材矮小又骨瘦如柴，但他却以打架凶狠而出名。他最终凭着这种天分被当地的黑帮头目雇佣了，他的工作就是对附近镇上的灰色行业收取保护费。他每晚都工作很久，到各处去收取现金。“如果他们不交钱，”他说，“我就把他们揍得很惨。”
有一次，一个老板拒绝交钱并奋力抵抗，朱宏抓起一把刀砍了他的脖子和胳膊。结果那个人差一点死掉，这一次警察终于逮捕了朱宏。“要不是我爸爸打点了3万人民币（当时约合3600美金），我就要在劳改所呆上5年了。”光是把儿子弄出监狱还不够，他父亲还希望他能永远摆脱这种暴力的生活，于是朱宏打包行李搬到了大理。
我到大理的第一天就遇到了朱宏，也就是遇到荣洁的同一天。朱宏在鸟吧为荣洁打工，依然因为爱打架而臭名远扬。虽然我从未见过他那样的一面，但Josh曾经亲眼目睹他在酒吧参与殴打一个外国醉汉。我到大理的时候，这个城市的波西米亚式生活已经对他产生了影响。他喜欢抽手卷的大麻，听雷鬼音乐，还喜欢打台球。我从没见过他暴力的一面。
朱宏在鸟吧工作了两年，接下来的十年他去云南省的各个地方四处闯荡，走得最远的时候甚至到了北京和上海。我每隔一两年会见他一次，但绝没有料到会在邦东遇见他。那是一场时机最佳的奇迹偶遇。
他带着我们参观了村子，又向我们介绍了员工的家人，他从小就认识大部分的人家。他叫我们不要担心吉普车，他第二天会想办法。因此，虽然我们被困住了，却正好到达了目的地。
对于我来讲，中国的乡村生活代表了我一直以来的理想。那里的人们不用担心交通和污染，生活以农业和家庭为中心。而女孩们来到昆明的理由则恰恰相反，对于她们来讲，城市的生活是她们的希望，能够以此朝着成功迈进。说起来奇怪，她们看起来在追求我抛弃了的生活，而我追求的则是她们所抛弃的。
朱宏最先把我们带到了萍地的家。我们还在大理的时候萍地就已经在萨尔瓦多工作了。后来她又和我们工作了六年。平安夜那天她并没有上班，但她听到消息后十万火急地赶了过来。她到现场时，我们已经被带到了警察局。饭店周围当时还有大约一百个旁观者，他们告诉她我们的一个员工在煤气爆炸中遇难了。“听他们那么一说，我的腿软成了面条，”她说，“我几乎昏了过去。”
萍地身高刚刚不到一米四，是萨尔瓦多最矮的员工。在中国，很矮的人找工作时可能会很困难，但萍地从没有因为这一点自暴自弃。她是我们最顽强的姑娘之一，她还顽固地拒绝戴眼镜，因此常常斜视。她的头脑敏锐，精力充沛，在饭店的工作中遇到问题绝对不会沉默不言。我们都把萍地看作很亲近的朋友，朱宏要带我们去她家时我们很兴奋。
朱宏带着我们走上了陡峭而泥泞的台阶，一条白棕斑点的大狗冲上来冲着我们咆哮，我们迟疑着不敢上前，后来萍地的妈妈把狗叫了回去。她家入口的地方长着高耸的竹子，形成了天然的拱门，天气热的时候应该会很阴凉。萍地的妈妈挥手把我们叫到泥土院子里的一张小桌子旁，旁边是一个牛棚，里面关着10余头系着牛铃的奶牛。每当萍地的妈妈往牛棚里扔饲料的时候，山谷里就会想起一阵小型的管弦乐。
她给我们倒茶的时候，脸上带着紧张的笑容。她手忙脚乱地要为我们做饭的时候，我们坚决地拒绝了：“千万不要特意为我们而麻烦了。”朱宏和萍地的妈妈很熟，事实上当初他年幼的时候被选为萍地姐姐的未婚夫。他们长大之后，这段姻缘并没有变成现实，但两家的关系仍然很亲密。朱宏向她重复我们已经吃过了，不用再麻烦了。“他们只是想见见你们。”他不停地解释到。
萍地的妈妈并不比她高，年龄不超过45岁，但是已经略微有些驼背，走路也一瘸一拐。因为长年在烈日下采茶，她的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
5分钟之后，萍地的爸爸带着满脸的笑容出现了，他是第一次见到外国人，显得很紧张。萍地自从工作的第一个月就开始往家里寄钱，因此我们出现在她家的时候，虽然她的双亲有些窘迫，但并没有任何防备之心。我们和他们讲了萍地在萨尔瓦多学到了很多东西，也是一个很有本事的厨房经理。他们惴惴不安地接受了这些赞美，就好像他们从没想到女儿会这么能干一样。经过一阵短暂不安的沉默，萍地的父亲邀请我们一起喝了一杯自酿的玉米烈酒。酒后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品味着烈酒的灼烧感。然后他捡起来一根长长的杆子，系紧了鞋带，微笑着挥手向我们告别，带着十多头牛走下了泥泞的山坡。
“他带着牛去了牧场，”朱宏告诉我们说，“他要大概八个小时以后才会回来，因为牧场离这里有两公里左右。”他每天都重复着同样的事，一天不去的话牛的健康就可能会出现问题，而每头牛的价值要超过一万元（约合1600美金）。他的妻子也回到了劳作中去，她把玉米粒从玉米棒上剥下来，再放到山谷顶部的水泥台上晒干。
朱宏带着我们走向另外一家的时候，阳光变得越来越酷热难熬。他还带我们参观了村里学校的旧址，以及他小时候玩过的简易四人旋转木马。那里有几个小孩子绕着小小的旋转木马互相追逐，年纪最小的几个穿着开裆裤，中国的幼儿常常穿这个，所以当他们蹲下如厕的时候，并不需要尿布，便溺都被留在了高高的草丛里。
沿着山坡往上爬了一小会儿之后，我们到了朱宏的家，那是一栋当地传统样式的房子——支架由粗糙的圆木搭成，墙壁由泥砖垒成。他家两头硕大的黑猪正狂热地食着用玉米和稀饭做成的稀烂饲料。混凝土砌成的小院里散落着玉米粒和大米，一小群鸡正在啄食。遢遢是这家的小黑狗，它兴奋地扑来扑去，时不时地赶走一只落单的鸡，显示它在家中的控制权。
朱宏的妈妈把一只鸡逼到角落，它长着美丽的金色羽毛，中间点缀着黑色和白色的斑点。她抓住鸡的双脚，把它头朝下拎起来，迅速地用刀刃割断了它的喉咙。鸡血流干之前它继续挣扎了一阵子，其他的鸡似乎并没有在意。她把鸡浸在热水中泡了一分钟，然后娴熟地拔光了它所有的羽毛，开始用它准备晚餐。
朱宏把我们带上了他的房间，一年前他建了这间额外的小房子。我们坐在能俯瞰全村和整个山谷的平台上，河畔升起了一股浓浓的雾气，万里晴空在日落之后披上了深蓝色。朱宏给我们倒上了温热的茶水，用的是他当天帮妈妈一起采摘炮制的茶叶。他把长长的脏辫绑在脑后，又给我们每个人倒了一杯自家蒸馏的烈酒。
“你为什么回到了邦东？”我问道。
他的笑容柔和下来，我能看出他也在这样问自己。他用一种感伤的嗓音说：“我觉得，我在过去的14年中一直在流浪，在迷惘。”他把肩膀上一只烦人的苍蝇拍掉，接着说道：“我感觉是时候回家了，我的生活中缺少了某种东西，我认为我会在家乡找到这种东西。”
和千千万万的中国村民一样，邦东的人们目睹了20年间城镇的现代化过程。然而，他们自己的村庄变化并不大，他们延续着往昔的生活并没有受外界影响。但是年轻的一代越来越向往城市，于是他们的双亲被留在了村里。
朱宏希望改变这种现状，同时推行他的乡村品牌发展。他目前只是不知道从何做起。乡村学校的经费不足，缺乏应有的设备和器材。而医疗保健系统一片混乱——村里的医生很少或几乎没有受过任何培训，而村里人大多支付不起其他地方的高效医疗。茶叶的价格猛跌，邦东的每日收入常常低于一美元——这还不够摩托车的油钱。
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户仅能勉强糊口，他们自己种植谷物、蔬菜和水果，自己养殖牲畜，尽自己所能为家里攒下一些积蓄。然而这些积蓄远远不能维持生活，因此许多家庭用尽一切办法把某个孩子送到城市去赚更多的工资。
在萨尔瓦多工作的女孩们全都有着相同的境遇。对于她们来讲，离开村庄来为我们工作是增加家庭收入的机会。一些女孩子是同辈人中第一批离开村庄的人。周围的人家很快就过来询问他们的女孩能否也来我们这里工作。最后，这个小村子里有十户人家的女儿在昆明萨尔瓦多工作。
朱宏离开邦东很多年，但近些年他会每年回来一次，给双亲带回现金和药品。他知道一点点额外的收入对家里来说十分重要。他也明白村子面临的并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村民们需要一份可持续的稳定未来，到那时父母们就可以在村子里骄傲地把孩子养大，而不必担心错过城里的好日子。回到邦东以后，朱宏不仅仅打算给村里带来礼物，他也想要找到一种帮助全村的方法。
在邦东偶遇朱宏两天之后，他与我们在一个员工的家中会面了，这家的父母为我们准备了午餐。朱宏自豪地给我们看了他手中的橡胶垫圈，他用强力胶把它粘好了。他微笑着告诉我们：“我觉得我已经把离合器修好了。”
我们之前甚至都不知道他在修车。他想方设法钻到车下，打开了一些连接的部分，发现一个小小的橡胶垫圈断裂了，这导致吉普车离合器的液压装置失灵了。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花上一周的时间把整个车拆开，却仍然不能发现问题所在。但在村庄生活中人们学会了自立，当摩托车或拖拉机坏在离汽修人员很远的地方时，人们需要自己修理。在乡下，任何事情都要自己动手，如果自己不做的话，没有人帮你做。
朱宏很兴奋，他想看看这小小的维修会不会管用。他带我们回到吉普车被困住的地方，匆匆地背部着地钻到车下，把所有的零件装回去。然后执意要我们试一下。我们迅速换到一档之后接着又倒车，这些都没问题，证明他成功了。离合器仍然很松，用起来很不顺手，但这至少足以让我们调转车头开回山坡上去。
我们打包东西告别了我们拜访过的家庭。我们那天还要去四个村子拜访其他五个家庭，因此我们尽快开回了大路上。我们答应朱宏当天晚一点我们回来的时候会带上他到临沧市里去，所以我们准备到时候再跟他道别。
我们每次见到员工的家人，他们都会非常友善慷慨地招待我们。事实上这让我们非常的不安。我们只是想停下来打个招呼，或者喝点儿茶，聊会儿天，但如果我们不至少吃顿饭的话，每家人都不让我们离开。对他们来讲，如果我们走的时候没有填饱肚子，那就是他们招待不周。我们想尽办法拒绝，但通常只能向他们妥协。
在六个小时内拜访了五户人家之后，我们的肚子变得圆滚滚的，里面装满了鸡汤、炒西兰花、煮白菜、卤豆腐，腌芥菜、咸火腿以及一把把的瓜子和花生，还有一杯杯的茶水。幸运的是我们至少可以拒绝喝酒，因为我们还要开车——如果不拒绝的话，到第五家时我们就会酩酊大醉，连自己的脚都找不到，更别说车钥匙了。
我们在乡下的这段时间里，Josh给三名村民进行了治疗。他结合了针灸和草药治疗了其中一名患重流感的村民，另外两名则是慢性关节炎的问题。三个人都真心感激，因为Josh提供的治疗他们本来无法支付得起。Josh也觉得这种治疗很有意义，因为他的技术在村民那里比在城市中更有价值。
开车的时候，Josh我俩开始讨论我们该如何参与到村庄的一些公益事业中去。萨尔瓦多的女孩们远远不止是我们的员工，这次爆炸或许给了我们一次机会，让我们的事业不仅仅止步于开一家饭店。我们可以解决村里的医疗保健问题，可以和学校合作推广教育项目，可以着手解决可持续性的问题，或者投资农作物开发项目来提高家庭收入。我们所处的位置允许我们尝试任何事情，我们可以试验看看能在哪方面发挥作用。
接朱宏到临沧去的时候，我们兴奋不已、迫不及待地和他分享了我们的一些想法。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想成就任何事情，朱宏都会在其中起到很大作用。我们完全不想以高高在上的姿态资助这些村子，假装自己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和朱宏合作，为他提供必要的支持。
我们告诉他这些想法之后，他看着我们的眼神就像我们看穿了他的心事一样。我们讨论了很长时间，最后把各种想法拼凑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新项目，我们称之为“农村进步计划”。这将成为萨尔瓦多的非盈利分支事业。从那时起，萨尔瓦多盈利的一部分将会被用在促进云南乡村的可持续医疗健康系统以及教育项目上。邦东则会成为我们的试行点。
美国梦
“我需要你们帮我在美国找人领养我的女儿。” 我被这请求震惊了，同时感到深深的哀伤。吴先生和夫人都是教师，住在云南乡下的他们知道，村里的学生很少有机会受到更高的教育。
“我需要你们帮我在美国找人领养我的女儿。”吴先生告诉我说。他的眼里涌出了泪水，接着说道：“我想让她在美国长大，在美国上学，我希望她能接受比我们夫妇俩更好的教育。”
我完全措手不及，接下来的片刻我无言以对。最后我终于开口问道：“可她只有六岁，现在离开家是不是太早了？”
“没关系，”他继续说道，“她应该得到每个有可能的机会，我希望她有朝一日能进入一所美国的大学。”
我被这请求震惊了，同时也感到了深深的哀伤。吴先生和他夫人都是教师，他们对女儿有着最高的期望。对他们来说，教育是最重要的，但住在云南乡下的他们知道，村里的学生很少有机会接受更高的教育。
对于中国农村的很多村民来说，不仅仅是离家最近的学校都要走上三个小时。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们常常住学校宿舍。有时当地的政府会负责学生的食宿，甚至会给学生的家庭每月提供一笔津贴，以防学生辍学回家帮家里务农。这些学校自身通常资金不足，雇佣不起优秀的教师，买不起学习资料。结果就是农村的学生普遍落后于城市的学生，难以摆脱孤立弱势的命运。
萨尔瓦多的女孩们教育程度差别很大：有些人初中毕业，有些人高中毕业，还有些人在农田里度过了她们的童年，从没上过学。有一个叫阿水的女孩子，从未去过学校，也从未学过读或写，因此除了每周的英文辅导之外，尚子每周还会教她读书写字，直到她达到了可以在饭店内帮客人点菜的水平。
吴先生要我帮他女儿的时候，我们已经相识四年了。初次遇见他是在我到大理的第一年。我的一个朋友邀请我和他一起去大理西北的山里徒步两天。吴先生住在沙溪附近的一个村子里。他的村子坐落在一座松林遍布的大山脚下，村子一面靠山，另一面则是广阔的麦田。他把房子改造成了旅馆，配备了太阳能热水淋浴，这在农村很少见。淋浴的正对面是一个小小的围栏，里面住着一头驴子，客人来的时候它会发出粗糙而沙哑的叫声来迎接他们。
当游客来到吴先生的旅馆时，他会领着他们到附近彝族或白族的村子去。那一带所有的小径他都走过，而他也是附近唯一对这些路径足够了解的人，因此有资格给人们当向导。初次见面之后他带我在狭窄的松林山谷中徒步了两天，我们沿着茶马古道的小径在山中穿梭，这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一条分支。我们在路上遇到了一些驴子，它们驮着小山一样的木材慢吞吞地从山坡上走向城镇。人们用马或骡子从相邻的山谷里把盐运到沙溪。经过几百年的踩踏，小路已经被磨损的很厉害了。
我们在一个红土山坡上爬了六个小时之后，到达了一个叫马坪关的小村子。这个村子坐落在高山峡谷里，峡谷两边分布着大约40栋木质的房子，中间架着一座木质廊桥。过去的时候，商贩们需要交一笔过桥费才能通过。
我初次拜访这个村子的时候，这些都已经成为了陈年往事，但我感觉马坪关依然与古代有着某种联系。这里只有陡峭的山路，因此这个村子保持着百年以前的自给自足状态。
外界在这里留下的痕迹只有烟头和空啤酒瓶，其他的一切几乎都是土生土长的。
吴先生带着我们到了桥那头的一户人家，他一年前和那家人成为了朋友。虽然他们之前并不知道我们要去，但还是款待了我们。这里并没有电话线，在深山里手机也没有信号，所以根本不可能提前通知他们我们要去。他们招呼我们进了厨房，坐在中间的小火堆旁。日落之后山谷里弥漫着一股寒意，因此火堆显得格外温暖宜人。这家的女主人把长长的头发用深蓝的头巾裹在了头顶，这是白族女人的传统装扮。她端给我们一碗小紫薯放在火上烤，然后就去院子里杀鸡准备晚饭了。
火在马坪关的生活中至关重要。山上还没有通电线，因此做饭和照明显然都离不开火。火也是晚饭聊天时的中心，许多连接到输电 络的村庄里已经看不到这样的景象了，电视机已经取代了火炉。我们和这家的祖父以及两个年在幼的儿子坐在火边，一边吃着火烤的紫薯，一边等待着晚饭。
除了一道美味的炖鸡之外，晚饭还有从附近采摘来的野山菌，清炒树苔——这吃起来有一股辛辣的草药味，还有他们自制的山羊奶酪——这给了我们意料之外的惊喜，其味道堪比西餐中的蓝奶酪。所有的食物都是家里种植饲养或者是从山里采摘的。这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也是我一直以来尤为渴望的生活方式：健康、简单、持久。我暗暗想到，若是世界上多一些这样的地方，我们的星球会更快乐更健康吧。
那么四年后吴先生为什么会让我为他女儿在美国找一个新家呢？对于我来讲，田园生活如诗如画，如果我有一个孩子，我会希望他或她过着马坪关那样的生活。但是吴先生却想让他的女儿过上我一直想要远离的生活。
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把自己童年想得太过理所当然。我的生活很幸运——我得到了全面的教育，得到了一个充满机会的世界。和吴先生争论的过程中，我开始明白我以前被宠坏了，而吴先生即使如此痛苦依然不遗余力地给他女儿争取我曾经享受过的东西，这是有他的理由的。
最终，吴先生改变了他的主意，他表示自己意识到了家人团聚比教育目标更重要。但通过这件事我了解到村民有时会感觉很压抑。他们知道外面世界的某一处充满了机会，但不管这是如何的不公平，这个世界是他们无法企及的。
声明：本站部分文章内容及图片转载于互联 、内容不代表本站观点，如有内容涉及版权,请您尽早时间联系jinwei@zod.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