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大家都听说了，现在有些地方缺集装箱缺的，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程度。
一些海运航线上涨近10倍，仍然是“一箱难求”。现在更是一天一个价，热门的40英尺集装箱比一辆五菱宏光EV还贵。
有外贸公司的人说，现在订一个集装箱比住八星级酒店还要“奢侈”。
有人实在是等不起了，真的从国外把上万只空箱子拉回了宁波港，算一下一回+一去的成本，竟然比订国内箱子单去一趟成本还低。
但奇怪的是，另一些地方上万只箱子堆积如山却无人问津。
比如澳大利亚各港口的空集装箱数量超过5万个，英国菲利克斯托港的集装箱从港口蔓延至周边郊区。
新西兰港口堆积集装箱情况严重
有人认为这应该由中国企业来背锅。
因为根据德鲁里（Drewry）的数据，全球超96％的干货集装箱，还有100％的冷藏集装箱，都是由中国生产的。
光中国TOP 3的企业就占了全球产能的82%。
其中中集集团一家就占了42%的份额。
那全世界缺箱子，是中国企业“不给力”造成的吗？
并不是。像中集，已经实行每周六天的工作制来加班生产，但还是不够。
中集集团董事长麦伯良说：“全球运营的集装箱4000多万个，我们一个月生产40万个，那一年也就生产500万个，箱子回不来，你还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缺箱少柜的根本原因是海外一些港口受阻，拉货的箱子运过去，卸货要排大队，空箱回流得慢。
欧美港口设施老化，集装箱处理能力跟不上，疫情之后需求一下子反弹，他们处理不了。
外加印度和越南疫情严重，导致当地停工停产，外迁的订单回流中国，集装箱需求大增。
预计这种情况至少会持续到年底。
而说起集装箱这个东西，半个世纪以前它还是西方发明、西方主导的产物。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制造业向亚洲转移，日本韩国各做了十年的集装箱老大。
而到90年代，以中集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取代韩国的霸主地位，彻底改变了世界集装箱制造的竞争格局。
至今，中集的世界第一已经保持了24年。
而这家企业跟我们的关系，还远不止于此。
每次你坐飞机，从登机口到舱门的那段“走廊”，叫登机桥。
这个东西原来也是国外一手遮天的，再后来——中集的登机桥，世界第一。今天中国几乎所有坐飞机的旅客，都要走过中集建造的登机桥。
再比如，你家附近的消防站，里面随时待命的消防车也很有可能是中集的，因为中集消防车市占率中国第一、全球第五。
总共算下来，中集有24项世界第一。
去年，中集全年营收941亿人民币，净利润60.1亿元，同比大涨139.5%。
有趣的是，这家营收近千亿的中字头巨无霸却并不是一家国企。
或者说——目前还不“完全”是。
大名鼎鼎的袁庚，是中集的第一任董事长。
而最近半年来，中集持股近30%的最大股东，是我们隆重介绍过的——深圳国资委。
一部中集的发展史，就是半部深圳蛇口的发展史。
而这故事的起点，还要从一块牌匾的缘分说起。
01
深圳蛇口有一小片草地，命名为“时间广场”，那里立了一块牌匾，上面写着：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这是袁庚的一句名言。
而在不远的152米开外，深圳蛇口港湾大道2号，就是中集的总部。
袁庚和中集的缘分远不止于此。
半个世纪以前，交通部在宜昌曾经关起门来搞集装箱，搞了几年都失败了，所以袁庚要在蛇口工业区引进集装箱项目，把国际先进的技术引进来，加快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他痛感中国计划经济的闭塞落后，希望引进欧洲的资本、技术和管理，于是才办了中集。
1979年7月2日中国内地第一个出口加工工业区在蛇口破土开建，开山第一炮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炮”。
那一年，中国大陆航运业务刚刚萌芽，一些先“吃螃蟹”的国人想尝试集装箱制造，广州广船、广州大旺、深圳中集、上海华海4家集装箱厂先后成立。
1980年1月14日，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集装箱财团有限公司（由丹麦宝隆洋行与美国海洋集装箱公司组成）签订了合资经营“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有限公司”总协议，初期投资规模300万美元，袁庚亲自出任董事长。
但到了下半年，美国人就担心中国集装箱厂过多，把手头的一切留给丹麦人，退出合作了。
这样中集就成了中国招商局+丹麦宝隆洋行两方合资的企业。
为了充分发挥合资的优势，当时工厂的一把手是丹麦派来的总经理莫斯卡，同时使用丹麦一整套质量管理体系，提升了中集从原料、生产到售后的品控水平。
当时蛇口工人第一次见识了，进中集工厂第一关得先“打卡”、迟到1分钟扣5毛钱的硬规矩。
不过待遇也是没得说，中集最早的单身宿舍都配有独立的洗手间兼冲凉房，工人每人都有一本免税购物卡，能买到限量、便宜的进口货。
而中集很快也将迎来那个能“改朝换代”的年轻人。
1981年底，麦伯良从华南理工的机械工程系毕业，他被分配到了交通部的招商局，地点在蛇口开发区，他在耐心等待具体的工作分配。
生长在广东肇庆的他从小就是个“别人家的孩子”。每年开学典礼校长一说完就是他发言，因为他是学生代表，而同龄的孩子也都愿意跟他在一起。
因为家里拮据，他从小干活停不下来：跟着爸爸抓田鸡抓鱼，然后卖给街坊邻居，还跟着妈妈编草席、做板凳，10岁以后的学费都是他自己干活挣下来的。
1975年，16岁的他被下放到广东的一个农场，当排长，管着100多号人。
农场里养着1万多头猪，猪粪人粪堆在一个大沼气池里，农场所有动力——做饭、点灯全靠沼气。
结果那年冬天，广东出奇的冷，到零下五六度，沼气池结冰了，场长叫麦伯良想办法，把沼气池搅动起来。
他带着一帮人用棍子搅，搅不动。
眼看到中午，没沼气大家就没饭吃。
麦伯良脱下外套，跳下粪池，接着十几个小伙子跳了下去，一群人用身体搅动沼气池，农场就这样被“救活”了。
上来之后，没有热水，他们就只能用冷水冲冲，几乎要被冻僵。
1977年恢复高考，整个农场只有他头一年就考上了大学，去了华南理工。
大学时代的麦伯良（第二排右三）
这个毕了业的年轻人此时已经在蛇口等了一个礼拜，但还是没人“分配”他。
这时中集总经理莫斯卡来到人事处，他缺一个做集装箱 价和图纸说明书的人，于是问麦伯良愿不愿意到集装箱厂帮忙，就把人领走了。
麦伯良被安排在一间小屋子画图，一个星期后完成产品 价。
莫斯卡看他“挺好使”，就把他留在了中集，让他跟着生产技术部经理雷诺学集装箱制造，成为了中国最早的集装箱工程师。
“我记得头一两年，只要一下雨我就得穿水鞋上班，没有水泥路可走，一脚踩下去，都是泥。”
而小麦同学不会想到，他在“被领来”的这家新公司，一干就是39年。
1982年，只有150名工人的中集生产出第一个集装箱，随后稳定下来每天的产能是——6个。
箱体上有两个重要零件——角柱和底侧梁，必须用一台300吨的压床来压，而这台压床是从德国进口的二手设备。
有一天这套压床坏了，工厂全线停产。打电话让德国人来修，他们说维修师傅休假了，要1周后才能派人来。
中集自己的工程师们大眼瞪小眼，没人学过液压，都不懂。
一个人说：“小麦是学自动化的，他可能搞得定。”
洋师傅雷诺就来问他：“反正闲着也闲着，你能不能去修一下？”
麦伯良一个刚毕业的助理工程师，也没想那么多，抄起工具就下了楼。
结果发现这机器压根没图纸，压床原理他也不懂，只能一个一个零件拆，拆开一个阀，开机试一下，再装上一个阀，再拆下一个。
反正都停产了，工厂里里外外围了两圈人看热闹，就他一个人“表演”，弄到晚上12点。
第二天俩工人说：“小麦，反正我们也闲着，你叫我们拆哪，我们拆哪。”有这两个人帮忙，麦伯良搞清楚了设备原理。
第三天，他判断可能是其中的一个阀坏了，试了一下果真是。去仓库查查有没有配件，刚好仓库还真有，拿上来换上去，一试机，设备好了。
莫斯卡特别高兴，当场打电 跟德国说：“你们不用来了”。
晚上在莫斯卡家举行了一个宴会，麦伯良一个助理工程师被邀请参加，刚刚大学毕业，就融入了工厂的管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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