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恒光
今天兰台和大家聊一聊第一代“红旗轿车”。
其实关于新中国汽车工业的问题，兰台已经聊了很多了。
本来是不想再聊这个话题，但是无奈还是许多朋友依然坚持认为“红旗”轿车就是“国货之光”，那么兰台只能继续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了。
首先来说，兰台不是“一汽”、“二汽”出身，也不是“汽车人”，在造车问题上是外行。
但是“一汽”、“二汽”有许多领导干部都先后出版了回忆录或者是接受过采访，兰台所说的事例以及数据，都是根据“一汽”、“二汽”领导干部的回忆录以及他们的访谈录的。
换言之，兰台文章里的事例以及数据都是有史料支撑，并不是兰台胡说八道的。
兰台主要采纳的史料包括“二汽”技术副厂长、中国汽车工业公司总经理陈祖涛的回忆录《我的汽车生涯》、20世纪80年代“一汽”副厂长、轿车部门负责人范恒光先生在2017年接受《汽车商业评论》杂志采访时的访谈。
范恒光先生1951年从上海国立高机毕业后，被华东工业部领导作为留苏培养对象暂留人事处工作。52年末到大连工业俄专留苏预备班学习，后因华东工业部撤销，他于1953年6月转入一汽俄文班。1954年赴苏联实习，回国后进入一汽生产调度处工作，曾担任过一汽轿车厂厂长和一汽副厂长。
可以说，范先生一辈子就在和“红旗”轿车打交道，所以他的访谈应该说是第一手资料了。
而按照范先生的说法，第一批“红旗”轿车压根儿就不是工业化生产的产物，是“手工”制造的产物。
那时没有图纸，大家对轿车都不太明白，就把样车拆下来研究，照着葫芦画瓢，基本是抄。……红旗时，首先遇到的是技术质量问题，我们一面认知，一面设计，一面画图，一面攻关。当时遇到的问题确实太多了，从液压挺杆到轴瓦，从高油泵、凸轮轴到刹车，几乎没有一项没问题。
这里兰台岔开说一句，其实就制造业而言，从0到1并不困难，比如第一代“红旗”，原本新中国并没有轿车的技术储备，“红旗”轿车是属于硬上；根据陈祖涛先生和范恒光先生的说法，第一代“红旗”轿车完全是按照“手工化”不计成本的产物。
以第一代“红旗”轿车的发动机缸体为例，根据陈祖涛先生的说法，当时发动机缸体合格率只有3%，也就是手工浇注100个， 废97个。
但是，即使这样，第一代“红旗”轿车还是在不到5个月时间生产完成了。
这就是从0到1。
但是，红旗轿车一直到1981年停产，都没能完成从1到100的转变。
第一辆红旗
原因就在于手工化生产和工业化生产中间巨大的鸿沟。
“一汽”上上下下可以依靠奋力拼搏，用不到5个月时间造成第一代“红旗”，但是“一汽”上上下下没有办法依靠奋力拼搏就能提到第一代“红旗”发动机缸体的合格率。
因为工业化生产需要机器浇注缸体，但是这种机器当时国内根本生产不出来。
只要是依靠手工，那么发动机缸体合格率很难突破10%，因为人力有时而穷，很简单的道理。
许多朋友说劳斯莱斯还是手工铸造呢，但是手工铸造和手工铸造有巨大的区别，劳斯莱斯的发动机、转向系统、刹车系统可不是手工铸造的，合格率更不是3%。
工业化生产
事实上第一批“红旗”质量问题很大，按照范恒光先生讲述，第一批“红旗”大多送给了中央领导们，但是领导们用了一段时间都都把“红旗”转送给其他单位了，原因就是“红旗”质量太差。
当时范恒光就是负责进京“送车”的人，他对后来这批“红旗”的命运了如指掌：
李雪峰是8号车，后转给中央工业部。林枫是9号车，后转给机关事务管理局。吕正操是12号车，1961年退回一汽，后转给鞍钢。彭真是25号车，后转给天津外轮。李先念是26号车，后转给机关事务管理局。贺龙是34号车，后转给总参招待所。同时转交给总参招待所的还有叶剑英的19号车、聂荣臻的35号车。
当时一机部的部长段君毅还批评“一汽”，问红旗怎么这么多质量问题？首长们都用不住？
当然，兰台不是批评“一汽”，更不是批评“红旗”不该造，但是兰台想说明的是在汽车制造领域，从0到1并不难，难的是如何保质保量的从1到100.
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生产线之前，“红旗”只能保证从0到1，根本做不到从1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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