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西欧取得巨大的技术进步，第一次有人提出让中国来学学西欧

中世纪西欧取得的技术进步，比整个古典希腊和罗马历史时期所取得的进步还要多。其中一个原因是西欧没有奴隶制，奴隶制常常阻碍了技术创新。另一个原因是偏远地区的环境通常促进节省劳力的发明。中世纪的西方封建制度也促进了技术的发展。在这种制度下，社会阶层从有一定权力和义务的农奴到庄园主，而不是从“神圣”的皇帝到非人道的奴隶。庄园主为了对举产过程有一些真实的了解，与农奴保持充分的接触。因此，体力劳动获得了一席地位，并受到尊重，这是古老的奴隶制文明所没有的。

最后，基督教人道主义伦理也促进了西方技术的发展；人道主义伦理本身是在反对古代帝国社会的不人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修道院里的修士们坚持认为体力劳动是精神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或者说，“工作就是祈祷”，作为最早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指甲下有泥土，这些土壤修复作品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他们是第一个将智力和汗液连接起来的人，在这一点上，他们对技术进步非常有帮助。一位名叫罗杰·培根的修士预见到十三世纪的许多科技成就并非偶然。

人们可以制造机器，使用它们，最大的船只需要一个人驾驶，而且比那些乘满划手的船跑得还要快；人们可以制造卡车，他们不需要牲畜牵引，而且速度惊人，人们可以制造飞机，飞机上的人，可以用机械的翅膀来击打空气，像鸟一样…人们也可以制造机器，让人们潜水到河底。

他的知识不仅反映了他自己的才华，也反映了西方社会的独特性。正如在当时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找不到与此相似的陈述一样，这一陈述恐怕也是古典希腊和罗马所难以理解的。它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发源于中国的许多发明和希腊 -罗马人所知道的许多发明，只是在西欧人手中才得到全面发展和充分利用。

西方科技成果包括原始农业的基本发明。其一是“三田”轮作制；“三田”轮作制从 8世纪起逐渐被人们采用，并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因为使用这一耕作制时，任何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田休闲，而使用过去的“双田”制时，则有一半田地闲着。其二是重型轮式犁的发展；这种犁装有锋利的铁头，翻土深度可达六至八英寸，甚至更深。犁头的后面是犁壁，这样装置可以翻起被耕的草地。这种犁使耕种杂草丛生、难以耕作的肥沃的洼地成为可能。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原始犁的耕作工具，通常用来犁地中海盆地贫瘠的沙土。

最后，我们将讨论非常重要的水轮机和风车。水轮机和风车在希腊和早期都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很少有人使用它们，因为他们一年四季都有充足的奴隶劳动和枯竭的河流。北方没有这两道屏障，磨坊主很快就蔓延到几乎每一个领地。在地中海流域，水轮最初被用作碾米的工具，并在中世纪发展成一种普遍的动机。液压动力开始用于银锤和锻压波纹管、大型锯和车床、用于编织的纸浆垫圈、造纸用纸浆机和用于破碎的夯实机。事实上，1086年度的土地调查清单引用了5000米尔斯。也就是说，每50个家庭就有一个磨坊，数量众多，这将极大地影响人们的生活水平。

这一独特的西方进步也反映在与邻国拜占庭文明传统关系的变化中。1203，当西方的十字军开始围困君主时，他们对古都的丰富和奢华充满了敬畏。

那些从未见过君士坦丁堡的人很难相信世界上有这么一座富裕的城市。当他们看到高耸的城墙和高塔，看到宏伟的宫殿和高大的教堂，看到城市的高度和宽度，他们都惊骇不已；这么多的宫殿和教堂，如果没有亲眼目睹，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城市的长度和宽度与其他城市相比是无与伦比的。不足为奇的是，他们都感到震惊；出乎意料的是，自从世界诞生以来，人类已经进行了如此伟大的事业。

相比之下，两个半世纪后，希腊学者和枢机主教贝萨里翁在信中表达了完全不同的观点。多年来，手工业的先进水平给红衣主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444，他写信给伯罗奔尼撒（摩里亚）半岛的拜占廷自治省的统治者君士坦丁·帕莱奥洛古斯。建议他派“四个或几个年青人”到意大利去，偷偷学习意大利的手工技艺，并学习意大利语，“以使精通信上所说的东西”。贝萨里翁对消除手工劳动的水力锯机的印象尤为深刻。他谈到“木头被自动锯锯断，水车轮转得又快又匀称”。写信时他还想到了水力风箱：“熔炼和提炼金属时使用皮风箱；这种风箱无需用手推拉，能将金属从无用的、泥土似的现存物质中分离出来。”贝萨里翁还谈到，在意大利，“人们很容易获得有关炼铁的知识，而这一知识对人类是非常有用、必不可少的”。这一陈述的意义是很明显的。中世纪西欧取得的技术进步如此巨大，以致历史上第一次有人建议，让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派学生到西方去学习“实用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