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台州江海行：海之味·渔业

台州地处东海一隅，古有“海上仙子国”美誉。大自然眷顾这片滨海土地，赋予丰富的海产资源。

依海而居的台州先民，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中，逐渐认识海洋。他们运用渔船渔具，向大海索取财富，并留下了极具地域特色的渔民文化。

回顾台州的海洋捕捞史，从撒 近海渔场，到大船出征远洋，我们发现，这既是一部渔民探索海洋的冒险故事，同样是渔业生产工具和技术的发展史。历史以人为本，人类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都很勇敢，很伟大。

大海——这位至始至终的馈赠者，依然宁静、深邃，却不似往昔模样。它在永恒里沉默不语，或者，它曾试图沟通，只是被我们忽略了。

身穿蓝色橡胶质作业服的船员们，对鱼货进行挑拣分类。

绘图 江竹铭

海洋捕捞重镇

台州渔业，以海洋捕捞为支柱，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至三国时期。

吴天纪三年（279年），东吴大臣沈莹所著的《临海水土异物志》，记载了92种近海鱼介类，这些鱼的形态、习性等，书中都有具体描述。

南北朝陈太建七年（575年），智顗和尚往居临海，史书记载，“民以沪鱼为业，罾 相连四百余里，江沪溪梁六十余所”，可见当时海上捕鱼已颇具规模。

唐、宋、元时，台州所产的鲛鱼皮、鱼鳔被列入朝廷贡品。到了明初，台州岁贡海物增至15种。

随后明嘉靖、清顺治两次“海禁”，使得渔业生产严重受挫。统治者出于打击海寇走私，维护政权和社会治安的目的，毁渔船，禁止私人出海，渔民们被迫从捕鱼转向农耕。

直到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海禁”渐开，渔业得以复兴。雍正年间，台州“ 鱼捕虾，捉钓带，船数千余”。咸丰时玉环恩贡生王步霄有诗云“南商云集帆樯满，泊遍秋江海蜇船”，写的就是玉环捕鱼与渔获物贸易业的盛景。

民国初期，商品经济发展，渔业投入增加，台州的捕捞生产也快速发展，并在抗日战争前夕达到鼎盛。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台州地区渔船共有4490艘，渔民4.5万人，鱼产品生产量达3万余吨。抗战期间，日军侵略破坏，捕捞业元气大伤，据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浙江经济》记载，台州的渔船减至1755艘，从业渔民也锐减到约1.2万人。

在农业文明时代，台州渔民所用捕鱼工具，都是木质小船、粗布亚麻质渔 。人力拖钓的作业方式，难以捕获大型海生物，当然，也不乏侥幸的渔民——

宋天圣元年（1023年），一位太平渔民捕获了三尺余长的巨型龙虾，郡里的官员向朝廷进表，昭明“神虾”。清朝道光年间，玉环鸡冠山渔船出洋，见有海鳅（一说为露脊鲸）浮毙水中，渔民们将它背上的肉割下，装满了十余艘船，又用大商船将它拖到岸边，把它肢解。海鳅的脊骨，一节可以盛数升米，人们各自取去当臼用。

这些水产珍闻，都被史料记载下来，放在当时的背景下，也算是“大新闻”了。

消失的渔汛

古时，台州渔民的活动范围，多在大陈、猫头、披头这些本地渔场。大陈岛是省内第二大渔场，盛产带鱼；猫头渔场当年以大黄鱼闻名；披山渔场产带鱼、乌贼、鳗鱼等。

清代到民国期间，渔民们逐渐尝试往外地渔场捕捞，譬如去宁波境内的大目洋渔场、舟山境内的将军帽渔场等。

新中国建立后，海洋捕捞业得以迅速发展。尤其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机械化渔船登台亮相，让台州渔民捕捞的机动性，得到了质的飞跃。

1969年，温岭的机帆船南下福建三沙，在闽东渔场捕捞大黄鱼。1972年，温岭、玉环两地的10对机帆船，首次赴山东石岛渔场，试捕太平洋鲱鱼。八九十年代时，台州渔船向外海进发，先后前往济州岛以南的外海，以及菲律宾附近的帕劳群岛捕捞。

1993年前后，台州造船业兴起，渔民们自筹资金，将自家的木质渔船，改换成钢制渔轮。船上的助渔设备也变得现代化，如鱼探器、卫星导航仪、雷达等，在本世纪之前，就得到广泛应用。

渔民装备越来越先进，捕捞能力越来越强，但与之对应的，却是近海渔场资源枯竭，渔汛纷纷消失。这多少带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

回到上世纪中期，那时候的台州近海，渔业资源相当丰富。大小黄鱼、乌贼、海蜇、马面鱼等，都是台州最主要的经济鱼类。尤其是大黄鱼，每年清明后形成汛，在猫头、大目洋等渔场，汛期到来时，黄鱼生子，“声如群蛙聒耳”。

六七十年代时，台州渔民从外地引进敲捕鱼的方法。几十条船一起敲竹板，让大黄鱼头骨中的两枚耳石产生共振，成鱼幼鱼一起昏死，一 打尽。如此灭绝性捕捞作业，使得八十年代后，近海基本见不到野生大黄鱼。

鱼群秉持着千年不变的生态作息，越冬、洄流、产卵；但渔民年年更新的渔具，让捕鱼能力超过了资源再生能力。本世纪初，东海几近无鱼可捕。

让子孙有鱼吃

“‘东海无鱼’，并不是说东海没有鱼了，而是指过度捕捞，让东海的生态环境恶化，渔业资源达不到人类的需求。”台州市海洋与渔业局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庞虎林说。

为了让子孙有鱼可吃，21世纪伊始，政府便采取措施，保护东海鱼类。

譬如每年夏季，东海都有2到3个月的休渔期。休渔期内，渔船不得入东海捕鱼，让海鱼获得生长与繁殖的时机。

譬如控制渔船数量和动力，将过剩的渔船进行拆解，引导渔民转产转业。

2006年起，国家对渔民发放柴油补贴，用于补贴渔民的出海捕捞成本，改善他们的生活。

政策的意图虽好，但向下具体施行时，结果不尽如人意。

柴油补贴的出现，让有合法船只的渔民无意转产，他们继续捕捞作业，同时可获取补贴费用。同时，造船业狂飙突进，一大批“三无”船舶生产，并无视禁渔期地扫荡东海。

“种种原因，导致东海的捕捞失控了。”庞虎林说。

2014年开始，浙江省全面开展“一打三整治”行动，依法打击涉渔“三无”船舶（指用于渔业生产经营活动，无船名号、无船籍港、无船舶证书的船舶）和违反伏休规定等违法生产经营行为，全面开展渔船“船证不符”（指船舶实际主尺度、主机功率等与相应证书记载内容不一致）整治、禁用渔具整治和污染海洋环境行为整治。

但倘若要修复贫瘠的东海生态，光靠这些工作，似乎远远不够。近海无鱼可捕了，渔民们深知这一现状。为了生计，他们改造轮船，把目光投向更远的外海，以及大洋公海。

《中日渔业协定》与《中韩渔业协定》生效后，渔民们开始前往“协议”约定范围内的海域捕鱼。目前，在日本或韩国附近海域捕捞的台州渔船，数量不下200艘。

远洋捕捞，将是台州乃至国内捕捞业今后发展的主要领域。台州先后成立了3家远洋捕捞企业，旗下拥有60艘远洋渔船。在南亚、西亚，乃至北非、南美的海域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台州渔民的身影。

海外捕捞渔民：生活让我们漂洋过海

驾驶大船，通往更广阔的海洋，是大趋势所致，但对于渔民而言，却不止增加作业量那么简单。

身处无垠的大海，再大吨位的轮船，都如粟粒般渺小。船员们需忍受不分昼夜的捕鱼劳作，更有一种漂泊无定、孤独生计的心理考验。

眼下，台州的捕捞渔船，正行驶于世界各地的海洋上，也多亏了辛勤的渔民们，才有各式海鲜美味流向我们的餐桌。

收 要花几个小时

11月5日下午，东海天气晴朗，波平浪静。

浙岭渔23705号、23706号船，并驾行驶在韩国济州岛以南约40海里的洋面上。这是一对双拖渔船，为温岭远景渔业服务公司所属。

两艘船“中等块头”，船长38.9米，总吨位218吨，船上除了上层甲板区，还有下层的冷藏储鱼区。

吴爱民是这两艘船的船长。他在23705号船的甲板上，望着海面与蓝天的交界处出神。

这是渔船出航的第48天。禁渔期结束没多久，吴爱民就带着19名伙计，从温岭石塘的港口出发了。

此时，船员们正躺着休息。收 时间将近，他们得补足精力。

上午，大伙已将渔 抛入海中，这张能拉起数万斤鱼的巨型渔 ，由两艘渔船各自牵引一端，在深海里缓缓摇曳。

撒 ，是一门技术活。幽蓝的水面下，哪都可能有庞大的鱼群。渔船上装有鱼探器，这是一种雷达装置，可定位鱼群的方位和深度。

一旦鱼探器有响动，船长便示意放 ，船员们迅速忙碌起来，有的开启机器，有的扛起锁链。 要放多深，两艘船呈什么角度拖 ，都影响着能否捞到鱼，这些细节由吴爱民一手把控。

收 ，一般在撒 的数个小时之后。这是一个艰苦卓绝的过程。

船长的“收”声令下，起 机转动，渔 从海面上拖起，悬吊在船甲板上。随即，鱼如瀑布倾倒而下。身穿蓝色橡胶质作业服的船员们围了上去，对海鱼进行挑拣，丢去小鱼、杂鱼，剩下的装箱。

船舱与甲板的地面变得无比湿滑，人一不小心就会滑倒，鱼箱被船员们接力搬运，最终冷藏起来。一趟收 ，船员们要花几个小时，处理一两万斤鱼。碰上收成好的时候，一 六万斤鱼，恐怕睡觉时间都没有了。

打捞完毕，大伙精疲力竭，脱去工作服，也不管身上淋漓的汗水，径直倒在床上。休息对此刻的船员们来说，是最大的幸福。多数人就这样酣然睡去。

吴爱民睡不着，他的目光，还停留在海上。接下来去哪里捕鱼，洋面的回流走势，是他判断的依据。

有技术的船员，年薪超10万元

吴爱民，45岁，温岭石塘镇新远景村人。他所在的村庄，是传统的渔家村，村里大多数人，世世代代都是渔民。

从父亲手中接过橹桨的那一刻，吴爱民就确定了自己渔民的身份。半辈子“讨海”生活中，他逐渐成为一名船长。

此番出海捕捞，一对双拖船共20人，每艘船10人。他们当中一半是温岭人，其余的来自五湖四海。吴爱民是这群人的总指挥，也是大伙的精神支柱。

船员们各自有着职务分工，以浙岭渔23705号船为例，轮机长由王学米担任。轮机长，俗称老轨、大车，负责检修船上的机器。1970年出生的王学米，是江苏连云港人，这艘船上属他最年长。

陈崇友是大副，即船长副手，协助船长处理船上的事务，还需要会掌舵。船长睡觉时，大副来指挥全船。

“ 师”李秋生，来自江苏赣榆，他负责渔 的修补与维护；程鹏是陕西商南人，会烧菜，给大伙当厨师。其他5人，都是普通水手。船上最年轻的船员张曾环，生于1989年，他和程鹏是老乡。

船员们的工资，要在捕鱼归来后结算。如轮机长、大副、 师这般有技术的船员，月薪18000元-20000元。普通船员的月薪9000元。有的轮机长、大副会要求以年薪形式给付，他们一年的薪酬约为12万元。

以往，渔船招聘普通船员，只要求对方肯吃苦耐劳即可。这些年，人工成本高涨，船长选择将要入伙的新船员时，会对海上经验作些要求。

外海的鱼也比以往少了

台州的海洋捕捞渔船，远的去西非塞拉利昂海域，一去就是一年半载；稍近些的在靠近日本、韩国的海域捕鱼，若不遇到寒流、台风等恶劣天气，会在海上活动几个月。

这是出于经济的考虑，如吴爱民的渔船，从温岭出发到捕捞海域，得花上40多个小时。来回一趟，柴油耗费巨大。

“出一趟海，光是油钱开支，就要十多万元。”吴爱民说，加上船员们的工资，这些都是出海成本，“若能卖出75万元的鱼货，算保本了。”

但今年的捕捞收获着实一般。在渔船信息台里，台州的船长们用对讲机交流，大家都抱怨，能 到的鱼少了，而且一年比一年少。

当然也有运气特好的。上个月，有一艘温岭渔船，恰巧遇上了米鱼集群，一 拖来700多担米鱼，价值超百万元。

捕鱼每日都在进行，船上的储鱼舱过几日就会爆满。专门为海洋捕捞渔船服务的渔运船，会及时赶到作业海域，把鱼收购走，同时补给渔船淡水、蔬菜、猪肉等物资。

渔运船一来，大伙都很高兴，虽然相互间不一定认识，但在茫茫大海上能碰到一起是缘分，也不免多聊会儿天。

有时，韩国海警船会突然出现在视野里。装备先进的大船慢慢靠近，船上的韩国海警会要求渔船出示证件和船员信息等。“他们也是例行公事，我们都理解。”吴爱民说。

回家的诱惑

一个全是男性船员的环境里，“体面”二字就不需要了，船舱里除了鱼腥味，闻不出别的味道，绝大多数人也不太在意个人卫生。陆地上每日刷牙洗脸的习惯，一上船就会遗忘。这或许是日夜不定的工作导致的。

海上最不值钱的食物就是海鲜了。那些饭店里动辄成百上千元的海鱼、大龙虾，成了船员们的普通伙食。渔船的厨房用电，饭菜熟了，大家就围拢吃饭，没人讲究菜的味道，何况如此新鲜的食材，怎么烧都好吃。

工作之余有闲暇，船员们要打发无聊的时间。出海头几天，哥几个点根烟，聊聊各自的故事，侃到天南地北，但日子久了，也没那么多话可讲。船上不允许打牌，有的人就看电视，或看电脑上的影视剧；有的睡觉，实在睡不着，就望着窗外发呆。

这时候，人的思家情绪油然而生。“老婆在家好吗？孩子最近一次考试成绩怎么样？”陈崇友说，他经常这么想。放在以前，船上只有卫星电话可打回家，话费很贵。现在手机上都装有“渔信通”了，打电话、发语音很方便。每到周末，船员们都会给家里人 平安。科技的进步给渔民带来的，更多是心灵上的慰藉。

船员们都对渔船的归期，心中大抵有数。返航日临近，归心似箭写在每一个人的脸上。渔船将在温岭石塘的码头靠岸，不少船员家属早早地候在那里了。刚一下船，所有人踩在坚实的水泥地上，都会有些不习惯，尤其是张曾环这样的年轻船员，“感觉在摇晃”。

上岸后，船员们都会领到一笔薪水，他们可以享受一下正常人的生活。“但最多过3个晚上，我们又要重新启程。”吴爱民说，“除非遇到休渔期，渔民们可以放一个长长的假。”

每年6月到9月，是东海休渔期，恰好包含了一整个暑假。吴爱民平时很难见到两个孩子，趁着休渔期在家里陪陪孩子们，他认为是最大享受了。

倪中西和妻子倪小平，习惯于当天出海当天归来。他们熟稔三门湾附近海域内的特产，一年四季，何地有哪类海鲜，亦能如数家珍。

临靠三门湾的近海上，漂浮着许许多多的小渔船。居住于沿海村落的人们，潮落而作，潮涨而息， 小海鲜养家。这种被称为“讨小海”的生活方式，从古传承下来，一代又一代，今日尚存。

农历十月初九的清晨，天蒙蒙亮，杨鹤明扛着渔具，徒步来到家附近的清溪边。

水边并排停着三条木质渔船，船头的纤绳，统一系在岸边的木柱上。杨鹤明解开拴着自家船的绳子，撩起裤脚，踩上水中浮筏，只微一借力，翻身上船。敏捷的动作，让你看不出他年近六旬。

木船发动机开始鸣响，“突突”声盖过了水两岸的寒虫噤战。船向东走，走完这条清溪，便是三门湾大海。

渔船大概驶出10海里，到了捕鱼的海域，杨鹤明将渔 撒入海中，便坐在船上静静等待。约莫过去个把小时， 收了回来，鲈鱼、青蟹，是这一 的收获。杨鹤明把海鲜倒入水桶，再起身布置下一 。

随潮“讨海”

杨鹤明16岁就下海捕鱼了。1973年，三门沙柳的溪头杨村，像他这般的精壮劳动力，哪个不是捕鱼好手呢？

溪头杨村倚着清溪，一出旗门港，就到海上。村里虽有农业生产大队，但粮食不管饱，想养活家里一串孩子，村民们只能向大海讨食吃。

小木船几乎家家都有，七米长、一米二宽的木船，足够坐两个人。早时，出海都是男人的事情，父子或兄弟搭伙，携带家里女人织的渔 ，摇着橹往海上捕鱼去了。

杨鹤明的木船上，总放着一张拖 渔具——那是类似于耕犁的四方形铁架子，人在上头系好 绳，将它沉入海底。船往前行，拖曳着渔具，掘起海底的泥沙。

等到船靠岸，拖 被杨鹤明拽到滩边，用海水洗净后， 里只剩下梭子蟹与毛蛤蜊。这些海鲜，够家人吃几顿。

那时的三门湾海域，盛产野生大黄鱼。渔民不需离海多远，一 下去，总能捞上几条。这类眼下在市面上昂贵的海味，早年被当成家常便饭。

上世纪七十年代，渔民会把捕获的海鲜，卖给鱼贩子，价格颇为低廉。“毛蛤蜊四五分一斤，海鱼最多一毛钱一斤。”杨鹤明回忆，当地有句“海水铜钿不经用”的谚语，就是形容渔民劳动辛苦，挣的却不多。

到了八十年代初，村里不少人离开渔船，外出闯荡了。杨鹤明也跟着去外地打工，如此漂泊了两年，他觉得并不适应，又回到家乡，拾起“讨海”老行当。好在商品经济不断发展，他一天捕鱼赚来二三十元钱，能图一家温饱，此后，鱼价上涨，这份收入亦逐渐增加。

渔民的生活朴素而单纯，尤其遵循自然规律。台风天决计不出门，平日里的出海时段，则依据潮汐而定，时而破晓，时而午后，时而深夜。

把船看得比命重要

现年44岁的倪中西，家住溪头杨东边的南亭村，这附近一带渔民当中，他算是最年轻的一辈。

倪中西与杨鹤明相熟，都是“讨海人”，家离得也近，出海、回家时碰个照面，会互相问候，聊聊这一天的收获。

南亭村与旗门港海岸之间，有大片滩涂，这是倪中西的童年乐园。放学后，他撒丫子扑进滩涂里，满身淤泥回家，不忘给带回些刚抓的望潮和跳跳鱼。

15岁那年，当渔夫的父亲过世了，倪中西觉得自己应该扛起家庭的负担。他跟着哥哥出海捕鱼，一直到21岁那年，兄弟分家，各自娶妻生子。

渔家人常年出海，风浪无情，老渔民对于大海有着不可名状的敬畏与信仰，并口口相传一些习俗与忌讳。譬如女人不能上船头，甚至不能上船；男人不能在船头撒尿；新船下海要请龙王等。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人们的思想观念逐渐开放，到倪中西这辈，女人也加入了“讨小海”的行列，至于夫妻搭档下海，已是再寻常不过了。

1997年，倪中西花费一万五千元的积蓄，请人打造了一条渔船。新渔船是木质的，蓝色漆身，船上配置了柴油发动机和液压起 机，有了这些机器，出海捕鱼要省力好多。倪中西把这条船，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

2004年，超强台风“云娜”登陆温岭石塘那天下午，三门湾沿海大雨滂沱。凶猛的狂风，几乎要将拴在岸边的渔船整个吹起。

“台风登陆前的3个小时，我和曼岙村的3个渔民，特地把船开到宁海一市港的新山码头，那个地方，三面环山，仅南面靠海，是个天然的避风港。”倪中西说，等台风登陆时，他躲在船的甲板下面，雨点敲打甲板，发出刺耳的噪声。口袋里的手机电用完了，他无法和家里联系，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祈祷。

一个多小时后，风力渐消，他到船上。直到确认台风过境，几人才小心翼翼地开船回程。“沿途一路望去，停靠在旗门港的船，有的倾覆在水面上，有的沉入海底了。”倪中西说到这里，挺了挺胸，“整个南亭村，只有我的船毫发无损。”

后继无人

近10年，人们的居住环境与生活习惯，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不过，对于海鲜的热爱，有增无减。

“无鲜勿落饭”，正是人们对味蕾享受的追求，才让“讨海人”坚守着这份古老原始的职业。

一些“讨小海”的渔民，也学着远洋捕捞作业一般，一出门就是六七天，吃住在船上，捕获的小海鲜，全卖给附近鱼贩子，如此能省一大笔油钱。

倪中西和妻子倪小平，仍然习惯于当天出海当天归来。三门湾附近的海域以及棋布在外围的岛屿，对夫妻俩而言，都像自家庭院一样熟悉。他们熟稔海域内的特产，一年四季，何地有哪类海鲜，亦能如数家珍。

以往，出海丰收归来，倪中西要背着箩筐，走几十里山路，到海游农贸市场去卖，“人还没走到，海鲜就死了”。现在山体隧道通了，开车去城里只需20分钟。何况鲜货在酒店餐桌上，是供不应求的。

“我们一家子的月收入，不少于2万元。”倪中西说。

但是，“讨海人”还是出现了“断代”，75后乃至80后的讨海渔民，寥寥无几。渔民的后代，绝大多数想要过上相对稳定的生活。

“给你一万元，教你去挖蛏子，你会去吗？”倪中西半开玩笑地问坐在边上的年轻女孩，“手伸进淤泥里，跟盲人一样去摸蛏子。那贝壳的边缘，比刀还要锋利，一不小心，手就会被划得鲜血淋漓。”听得女孩连连摆手。

今年一过，杨鹤明就满60周岁了，到了法定退休年纪。他的老伴忙着抱孙子，早已没了出海的心思。家里人也都劝杨鹤明，这么大岁数了，出海作甚？

可是，杨鹤明闲不住：“比我老的，七十几岁的人，不还在海上捕鱼吗？”赋闲在家的日子，他每天都在想念，听了一辈子都没有听厌的海潮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