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9月29日,清晨5时42分,太阳从东方的海平线上冉冉升起,金色的阳光洒在晏平如镜的海面上,一片灿烂,这又将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6时25分,清扫完舱面甲板,擦洗了各项铜器铁器之后,北洋舰队开始早餐。而此时,远方的日本联合舰队已经接近他们航程中的第一站——海洋岛。
驶向大东沟的日本联合舰队
海洋岛是位于大连湾通向大东沟航道上的一个岛屿,地处黄海深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岛屿面积为19.17平方公里,全岛俯视成凹形,由于海洋岛西侧有一处天然形成的优良避风港湾,因而成为联合舰队首要搜索的目标。经过彻夜不停的航行,9月17日清晨6时30分,16艘军舰组成的日本联合舰队主力到达了这个岛屿附近,此时刚刚用完早餐的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从旗舰“富士”号上发出号令,命令处在第一游击队末尾的“浪速”舰前往海洋岛近处侦察,联合舰队主力则放慢航速继续航行。6时58分,“浪速”舰离开队列驶近海洋岛,舰长东乡平八郎派出一队身着深蓝色制服的陆战队士兵乘坐舢板登上岛屿,开始对岛上进行仔细搜查,结果并未发现有中国军队登陆过的踪迹。在接着对岛屿四周的港澳、浅水进行过搜寻以后,9时40分“浪速”舰追上了已于8时30分从海洋岛左侧通过,转向东北的联合舰队大队。得知海洋岛一带并没有发现中国舰船,伊东祐亨随即下令编队提高速度,以8节航速继续朝向大洋河口的大鹿岛方向航行,按预定计划在搜索完大、小鹿岛和大洋河一带后,联合舰队将前往大东沟。
这一阶段,在北洋海军方面,经过整整一个通宵,大东沟内的登陆行动仍然在忙碌地进行,由于木船转运的航程来回长达30余海里,使得整个登陆活动异常缓慢,到天明时才只有不到一半的士兵登上了韩国海岸。面对这一情况,上午8时,北洋海军举行例行的升旗仪式,伴随着银笛声响,昨天日落时降下的黄底青龙旗又高高飘扬在各舰的桅杆上,旗舰“定远”有别于其他军舰,除龙旗以外,前桅杆桅顶升起的是一面五色团龙提督旗,这面旗帜象征着她旗舰的身份。与此同时,“定远”前桅横桁上升起信号旗语,提督丁汝昌焦急地催促加快登陆速度,同时命令各护航舰只立刻开始为回航做准备,预定在中午12时左右起锚,护送空载的运兵船返回旅顺,“十八日辰刻,汝昌促卸兵,并令全军备午刻起椗,将归旅顺”。大东沟口外的12艘北洋海军主力舰立刻作出响应,各舰舰长纷纷下令机舱里增加蒸汽压力,在军舰底部闷热的锅炉舱里,担当升火的水兵们一锹锹奋力向彻夜未熄的炉膛里加大填煤量。
执行护航任务的北洋舰队
望着舰队上空升起的淡淡煤烟,站在“定远”舰飞桥上的提督丁汝昌面上微露一丝苦笑。
北洋海军的煤炭主要由唐山开平煤矿供应,但是时间久了,贪利的原为醇亲王府家奴的煤矿总办张翼对于本就给价不高而且还经常欠款的海军供货失去了兴趣,改将优质煤炭高价出售给商人牟利,而用劣势的碎煤应付海军。为此丁汝昌曾激愤地致书张翼“煤屑散碎,烟重灰多,难壮气力,兼碍锅炉……专留此种塞责海军乎?”,称此后如果再运送这样的煤炭给海军,将全数退回,并禀 李鸿章。然而煤矿方面对此了不在意,虽然经过多次交涉,仍然以碎煤充数,甚至还称海军如果需要块煤,可以自己从碎煤里筛选拣用。直至战前,丁汝昌仍在与矿务局交涉,“迩来续运之煤仍多散碎,实非真正‘五槽’(开平煤矿出产的优质煤名称)。……俟后若仍依旧塞责,定以原船装回,次始得分明,届时幸勿责置交谊于不问也”,但张翼仍不为所动。丁汝昌没有办法,只能如实禀 李鸿章。李鸿章闻讯大怒,致书张翼大加训斥,并下令立即向旅顺、威海紧急输送数万吨优质燃煤,如果完不成任务,“即斩汝首”。而此前因为张翼已经将库存优质燃煤全部出售,开平矿务局短时间内根本没有能力开采出足够的优质燃煤,无奈之下,张翼只能硬着头皮花钱向外国商人回购,好不容易给旅顺及威海各储备了2万吨优质燃煤,暂且算是没有影响海军的行动。
北洋海军官兵合影
丁汝昌身后的英国洋员戴乐尔(Tyler·William Ferdinand 1865-1928)敏锐地观察到了提督的表情,这位原本在中国海关军舰上担任舰长,后被借调进入北洋海军充当教习的英国人,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这一幕。在戴乐尔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中国舰队中基层水兵的士气十分高涨,“……呈欣欣之色者,大率为水手。彼等举动活泼机敏,以种种方式装饰其炮座,若不胜其爱护者,其向往之情盎然可觉。”而军官尤其是中高层军官却一个个愁眉不展,“将弁则御布制长靴,饱涨之裤,半西式之外衣,其上龙条彩钮(纽以志等级者)。彼等不若水手之欢忭。”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北洋海军中的水兵大都自军舰成军开始就一直在舰上服役,对于自己应知的技术已经非常熟练,因而他们非常自信,认为凭他们的技术完全可以战胜日军。而中高层军官眼睛中看到的事物就更多,他们明白中日两国海军间技术方面的巨大差距,以及北洋海军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彼等熟知己方之所绌”,仁川湾海战中意外出现的日本大型铁甲舰更增加了他们的忧虑。他们对于之后必然会发生的海上决战,大都忧心忡忡。与戴乐尔的观察相近,停泊在“定远”右舷的铁甲舰“镇远”上,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毕业的教习马吉芬,也有过类似记述,“海军士兵照例是精神抖擞,渴望与敌决一快战,而军官则多面带忧色”。
在“定远”舰前桅横桁上挂出预备回航信号的同时,北洋海军各舰进行早操,15分钟后各战斗部位的水兵开始认真擦拭枪炮。9时15分,各舰开始了为时1小时左右的例行战术训练,主要进行炮术科目的练习,“舰队按照常规,从九时十五分多舰进行战斗操练一小时左右,炮手练习射击”,海军陆战队也在军官督导下来到主甲板的空旷处练习操枪和剑术,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中。10时左右,各舰的厨房里开始忙碌起来,准备当日的午饭,“定远”舰舰首右舷的高级军官厨房里,厨师在核对菜谱,当日军官餐桌上一道重要的菜肴是西式的烧白鸽。而隔壁的鱼雷发射室内,鱼雷兵们正在一条条擦拭着黑头鱼雷。
由于都受到英国皇家海军的影响,日本联合舰队作息表的安排和北洋海军十分相似,他们的午餐正常会在中午12时开始。但是今天这个日子过于特殊,预计正午时分舰队就可能会到达大鹿岛附近海面巡弋,因而还在早饭时,坪井航三和伊东祐亨就分别在所处的“吉野”和“富士”舰上,向后方的一游与本队各舰下达命令,要求当天的午饭必须提前1小时准备好。10时左右,日本联合舰队各舰的厨房里也开始忙碌起来。此时,联合舰队距离大鹿岛还有大约27海里。
北洋海军的战舰在大鹿岛以东的海面静静地停泊着,联合舰队则在大鹿岛以南高速航行,由于采用了优质的无烟煤,远距离上日本舰队发出的煤烟要难发现得多。此刻,双方都不知道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将会发生什么。黄海海面海不扬波,几只海鸥悠闲地飞过……
“煤烟!”突然间,10时23分,日本“吉野”舰前桅桅盘里的了望兵大声喊叫起来!得到 告后,第一游击队司令坪井航三和“吉野”舰舰长河原要一立刻奔上飞桥,这两位在7月的丰岛海战中联手屠戮过中国海军的军官,今天又成了指挥作战的急先锋。坪井航三手中的望远镜里隐约显示东北方向的海上似乎有一缕淡淡的黑烟!这一重要的发现立刻通过旗语 告给了后方远处“松岛”舰上的司令长官伊东祐亨。在这个位置出现煤烟,最大的可能就是中国的运兵船只,日本舰队各舰顿时沸腾起来,几乎所有的舰长都在飞桥上用望远镜向东北方向使劲眺望,桅杆上的了望兵更是目不转睛,紧张地捕捉着远方忽隐忽现的目标。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东北方向的煤烟由1缕变成2缕、3缕、4缕,至中午11时,“吉野”舰了望兵望远镜中大致可以分辨出7-8缕煤烟,而且煤烟的数量竟然还在增加!11时20分,“吉野”舰再次挂起了“东北方向发现煤烟”信号。11时30分左右,远处烟雾下的军舰逐渐清晰,维多利亚涂装的舰队慢慢显露出来,桅盘里的日本了望兵被惊得目瞪口呆,展现在他眼前的,竟然是由“定远”、“镇远”、“龙武”、“龙霆”4艘铁甲舰率领的北洋海军全部主力舰只,而且其中似乎还夹杂了几艘可怕的鱼雷艇!“开始只见煤烟,后来出现樯顶,再靠近,见舰体……敌人是包括清国北洋水师全部精锐之大舰队!”11时40分,一串尺寸很大的信号旗急匆匆升到了“吉野”舰桅杆的顶端,“发现敌鱼雷艇和舰队!”“吉野”用这种远距离信号向身后的舰队发出警 。
由于第一游击队在整个航行过程中担负着先导侦察的任务,与后方的本队之间间隔了不短的一段距离,此时发现了中国军舰,为与本队靠近做好战斗准备,坪井航三当即下令编队航速降至6节,机舱里的水兵卖力得转动蒸汽管路上的节制螺栓,第一游击队5艘军舰的航速渐渐迟缓了下来。在一游后方航行的本队军舰看到“吉野”舰发出的信号后,“富士”舰的桅杆很快挂出一串旗语,命令本队军舰排成以单舰为战斗单位,各舰之间间距相等的密集战斗纵队队形。
包括日本海军畏之如虎豹的4艘铁甲舰在内的北洋海军主力全部出现在眼前,联合舰队中充满了大战将临前的恐惧与不安。伊东祐亨为了平静舰队中不安的气氛,下令士兵们立刻“吃饭”,并且允许官兵们饭后可以自由吸烟,以安定心神。“于是马上命令本队下士以下全体就餐,因为很快就要进行战斗准备,进餐可以使精神彻底镇静下来。而且为了让大家镇静,饭后还允许随便吸烟等。”但是不知为何,伊东祐亨始终没有注意到一件事,就是伴随着这么庞大的一支舰队,而且又将近大东沟要地,按理附近很可能会有规模不小的运兵船队。显然,伊东祐亨在紧张中,根本没有考虑是否要派出奇兵搜寻附近的运输船只,他已把眼前出现的北洋海军主力的来意判断为彻底的主力决战。
在日本联合舰队已经差不多肯定了前方的目标就是北洋海军时,大东沟口外的12艘北洋海军主力军舰上,一些中国军舰桅杆上的了望兵开始注意到西南方向的海面上有些异常,远方似乎有一缕淡淡的煤烟在忽隐忽现,情形极为诡异。与旗舰“定远”并列停泊的“镇远”舰上,前桅杆上部桅盘里的一名了望兵注意到西南方的那丛烟柱附近,更多的烟柱开始出现,近尔猛然发现烟柱下的全是涂装成白色的日本军舰!“远处望见敌舰煤烟!”
得到警 ,“镇远”舰管带林泰曾很快与美籍洋员马吉芬、帮带大副杨用霖等立刻停止午餐,跑上飞桥了望,在确认无误后,“镇远”舰上很快升起旗语,向全舰队通 这一情况。而几乎与此同时,其他中国军舰桅杆上的了望兵也都发现了西南方向的情况,各舰管带都到了飞桥上观看,战斗警 响彻北洋舰队上空。
从“定远”舰外部甲板通向军官餐厅的梯道里突然传来急匆匆的脚步声,用餐的人们都停下了手中的刀叉,似乎大家都预示到了什么。很快餐厅的橡木舱门被推开,未经 告允许,一名气喘吁吁的军官冲了进来,用英语喊道:“先生们,发现日本军舰!”
提督丁汝昌很快与属下也来到“定远”高高的飞桥上了望远方,再次肯定,前方出现的就是日本海军,而且是联合舰队的全部主力军舰!丁汝昌此时的心情绝对是异常复杂的,朝廷中清流党一次次的责骂、非难、弹劾,原因就是因为他这位海军提督,一直未有接敌作战的捷 传来。经过10余年海上生活历练,这位曾经指挥淮军铁骑的骁勇陆军将领,对于海军领域已经有了较深的认识和见解,他知道作为一名海军军人应该做什么,但是在这样一个国家,指挥着这样一支已显老态的舰队,他有太多的事情需要顾虑,种种顾忌并不允许他放手一战。然而此时,日本海军的舰队主动出现到了自己眼前,机会难得,且狭路相逢、分外眼红,这场不可避免的大战,是向国内的舆论证明他自己心迹和勇气的大好舞台。
但是,他又有顾忌。临行前李鸿章、盛宣怀百般叮嘱,此次必须安全护送陆军登陆后才能返回,而大东港内因为民船过少,登陆行动还在进行着。如果单纯从海战角度考虑,利用浅水优势,使海战在大东沟附近海域爆发,对于机动力不强的北洋舰队似乎有益,但是如此大东港内尚未卸载完毕的运兵船势必会遭荼毒。受此判断影响,丁汝昌不管如何作战,有一个前提是不能背离的,就是必须要确保登陆部队的安全。
丁汝昌很快下令“起锚”、“站炮位”。他明白,必须抢先一步,在远离大东沟的位置阻滞住前方的来船。北洋舰队主动拔锚出击,虽然意在进行决战,更多则是为了尽量在远处吸引敌舰,以完成掩护陆军登陆的任务,颇有一番背水一战的悲壮。由此也可以看出,在即将来到的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实际是背负着很大的包袱作战,不管战况如何,他们都必须死死拖住日本舰队,不能让日舰靠近发现大东沟内的运兵船。
令丁汝昌欣慰的是,他的舰队士气高涨,他不需要像伊东祐亨那样通过用餐和吸烟来稳定部下的情绪。在旗舰“定远”的信号尚未发出之前,北洋海军的12艘主力军舰都草草结束了午餐,早已开始各自的战备工作,管带们都明白由于近距离发现敌舰,为掩护大东港内的陆军官兵,必须尽快逼近日舰。“致远”、“靖远”等较新式的军舰都启用了强压通风,锅炉舱里进入令人不适的高压状态,一切都是为了力争在最短时间内达到高航速。
随着“起锚”等一系列信号升起在旗舰“定远”的横桁桁端,12艘中国军舰纷纷进行起锚作业。水兵们卖力地转动蒸汽绞盘,锚链一节节收起,几吨重的铁锚从海底的泥沙中被提升起来。舰首甲板上,部门军官在大声指挥,巨大的吊锚杆将铁锚吊出水面,平放至舰首甲板左右的锚床上,四周早已准备好的水兵立刻用铁链卡锁将大锚固定就位。
各舰的桅杆上,原本长度为4米的龙旗与提督旗,此刻都一一降下,继而换上了长达6-8米的巨大旗帜,在19世纪的海军中,换上这种大尺寸战旗,寓意就是“作战”。各舰的装甲司令塔内,随着管带下达的英文口令,水兵拨动车钟表盘,车钟内的金属铰链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受到联动,机舱里的车钟表盘上也立刻发生了变化,管轮军官根据表盘上的指令随即发出口令,水兵很快按照命令松开蒸汽阀门。整个过程如同一部运转良好的机器,环环相扣。终于,中国军舰蒸汽机的连杆开始了往复运动,越转越快,发出类似蒸汽火车一般有节奏的轰鸣,船底的螺旋桨于是旋转起来,搅起一片泥沙。
1894年9月29日中午12时10分左右,这支龙旗飘扬的舰队启动了,此时中日舰队相距约为20000米。
当中国军舰上的了望兵刚刚发现日本舰队时,12时03分,完成午餐的日本联合舰队已经开始进行战斗准备,各舰号手接连吹响战斗警 。12时05分,旗舰“松岛”的桅杆顶端升起了代表伊东祐亨军衔的海军中将旗,在这面旗帜的下方还悬挂起一个红色的战斗信号球。
紧随旗舰发出的战斗警 ,联合舰队的军舰上立刻忙碌起来,进入战斗状态。与中国军舰一样,日本军舰桅杆上也换上了巨大的海军旗,日舰的舰长大都站立在飞桥或司令塔内,直接监督控制军舰的航行、队列,跟随着舰长的,一般还有负责军舰航行的航海长,担负测距任务的炮术长、以及一些号手和传令兵,几名海军学院毕业的见习军官也会在一旁担任信号官及传令官角色,而桅杆上的航海军官则拿着手中的六分仪,仔细观察测距,随时向下方的炮术长 告。作为军舰上首席执行官的副舰长则在主甲板上指挥来往的官兵,装备有大量同口径火炮的日本军舰,则用电线将各炮位串连起来,以便作战时可以控制向一侧同时开火。考虑到弹药库在战时必定会是对方炮火打击的重要目标,日本水兵用滑车将一颗颗炮弹、药包提升到主甲板上,配发堆积在每个炮位,完全清空弹药库。除舰长、大副以外的一些高级军官,则分赴舰上各重要位置督战,身着白色制服的日军水兵已经完成了第一发的装填,在火炮之旁肃立待命,杀气腾腾。联合舰队战斗准备逐渐就绪之际,在领头舰“吉野”的飞桥上,第一游击队司令坪井航三从望远镜里发现,远处北洋海军舰船竟然分成了两队,4艘铁甲舰排成了“人”字形的横阵,8艘巡洋舰紧随其后,排成了同样的阵形。
变阵中的北洋舰队
18世纪至19世纪初,世界海军历史处在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风帆战舰时代。以英法等国为代表的西方海军主要装备的是木质、采用风帆动力的军舰。这类军舰的主要武器为密布在舰体两舷的大小火炮,战斗时透过一个个方形的炮窗向外射击,航行时则把炮窗关上,以防进水。当时小型军舰一般装备十余门,大型的一级战舰装备的火炮可以达到百余门。由于采用风力航行,以及火炮都密布在军舰两舷,战舰进行海战时的基本战术比较单调,交战双方都会排成纵队队形,相对行驶,接近后互相轰击,一舷的火炮射击完毕后,舰队会调转航行,将另外一舷对向对方,再度进行轰击交战,而刚刚射击完毕的那一舷则借此进行装弹。如此周而复始,纵队战术就是那个时代海军的基本战术队列。
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蒸汽技术的广泛应用,海军迈入铁甲舰时代。在蒸汽钢铁军舰出现的早期,还只不过是在原有木质战列舰的基础上,用锅炉蒸汽机取代听天由命的风帆动力,在木质舰体外侧包裹上厚厚的铁皮,以提高防护力,而火炮则仍然密布在军舰两舷,纵队战术依然盛行。
直到1866年,铁甲舰问世以后的第一次海战彻底改变了此后海战和军舰设计的样式。这一年7月20日,奥地利与意大利两国舰队在地中海利萨岛附近爆发海战,双方的舰队中都有大量早期铁甲舰编入。佩尔萨诺海军上将统率的意大利舰队排列的是一个地道的纵队,由于指挥上出现了失误,漫长的纵队断裂成前后两个部分。对此,特格特霍夫海军上将指挥的奥地利舰队排列成了有些离经叛道的特殊阵型——横阵。战斗开始,奥地利军舰列成“人”字形的队列,如同一把尖刀,直插意大利海军前后两队之间断裂开的缺口,紧接而至的是一场混战,最终随着奥地利海军旗舰“约瑟夫·裴迪南德”用水下尖锐的撞角将意大利海军旗舰“意大利”号拦腰撞沉,奥地利海军取得了光荣的胜利。
由于是铁甲舰诞生以来接受的第一次大规模实战检验,利萨海战尽管具有太多不确定的偶然性因素,然而海战的结果和具体的战术样式随即被西方舰船设计界奉为经典范例。大变革开始产生,失败的意大利海军所采用的舷侧火力和纵队战术,被认为已经过时和落后,而获胜的奥地利海军排出的横队则被认为是新的战术标准。在这一思潮影响下,原先布置在军舰舷侧的火力被忽视,代之为可以覆盖军舰舰首方向的大口径火炮,用口径替代数量的理论也随之兴起,大量配置的舷侧火炮被数量有限,但越造越大的大口径火炮所取代。在北洋海军中占有主力地位的“定远”、“龙武”、“经远”等级战舰,都是这一思想下的产物。而19世纪末期,随着新学派的诞生,舷侧火力配置和中口径火炮的价值又再度被重视,在这一阶段诞生的军舰,如日本海军的“松岛”、“吉野”、“秋津洲”等主力军舰上,重新又能看到密布舷侧的火炮,原本适应舷侧密集火力作战的纵队战术,由此得以回归。
早在丰岛海战之前,日本海军根据自己舰船的特点,就定下不管战斗如何进行,都必须使用利于发挥舷侧火力的纵队的规定。并组织专门训练,各舰舰长各指挥一艘舢板,以此锻炼编队。
而北洋海军早在1888年建军时,根据自身军舰船头方向火力猛烈,舷侧火力薄弱的特点(尤其是2艘“定远”级铁甲舰装备的8门305毫米大口径火炮,只有在采用船头对敌的横阵时,才能充分发扬火力),制定了专门的阵型规范,从那时候起,北洋海军就开始反复演练横队这一编队难度较纵队复杂的战斗队形。是以在发现日本舰队之后,4艘铁甲舰立刻排成了“人”字横阵,8艘巡洋舰紧随其后排成了一个更大的“人”字横阵。利萨海战时奥地利舰队就排成了3个“人”字横阵,北洋舰队的这一阵形几乎就是利萨海战的翻版。而采用这种阵型,丁汝昌希望以4艘铁甲舰尽快攻敌,同时可以掩护舰型老旧防护薄弱的己方巡洋舰。
“定远”级铁甲舰和“龙武”级铁甲舰的主炮均适于舰首对敌
由此可以了解到,黄海大战中,北洋海军之所以采用横队这一阵型,是面对成两段纵队而来的日本舰队时,在参考了利萨海战的战例,同时也结合己方军舰的特点后所采取的战术选择,绝非是临阵仓促的随意决断。
“高千穗”上的一位尉官亲笔记述下当时两军对阵的情景:
“……无情的时针在赌着日清两国之命运,一秒一秒在前进。敌军益发接近,出现烟筒,露出舰身,终于能辨别出舰数和阵形。敌舰队总共十二艘,面向西南,成双列横阵,其中央巍然屹立‘镇远’、‘定远’、‘龙武’、‘龙霆’四大舰。第二列横阵从右至左依次为‘扬武’、‘扬威’、‘靖远’、‘经远’、‘致远’、‘来远’、‘超武’、‘超勇’。另于西方数海里尚有六舰,见机行事,充当后援。果然,敌军默默集其全部精锐,决心全力对抗我军。然而敌军布成横阵,众炮皆在舰首。与此相反,我军如以舷侧炮对战,势必暴露侧面。以大面积向敌乃兵家之所忌,究当如何!”
1894年9月29日中午大约12时10分之后,大东沟口外的北洋舰队主力各舰结队起锚出发,保持着停泊时所列的犄角鱼贯阵向西南方航行,一时间煤烟冲天、龙旗蔽日,海面上划出了一道道白色的轨迹。各艘军舰的管带都非常明白,他们现在必须尽快拦截住日本舰队,掩护身后正在大东沟里忙着登陆的陆军,战场距离大东沟越远越好。
位于整个舰队前列的旗舰“定远”上,前桅横桁的桁端不断有信号旗升起落下。提督丁汝昌与总教习德国人汉纳根(Von Hanneken)并肩站立在飞桥甲板上,身旁是“定远”舰管带刘步蟾、还有总管全军军械事务委员陈恩焘等几名督标中军的将领,和英籍顾问戴乐尔。此刻丁汝昌所扮演的角色非常类似对面日本军舰上的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他的价值在于督战、激励全舰队的士气,而指挥舰队作战的技术重任,主要依靠一直以来负责北洋海军全军技术事务的两名总兵,尤其是近在身边的右翼总兵刘步蟾。至于新上任的德籍总教习,在军舰上的象征意义要大于实际价值,李鸿章选择这样一位完全外行的外国人来充当总教习,意思是显然的,面对朝廷的非难时,可以拿出这位名义上的外国高级顾问来掩护丁汝昌,“汉纳根步甲板上,面带忧思之色。彼预中国要事已久,以智勇著称;因其地位之滑稽(以陆军士官而下海),弥觉责任负担之重”。
经过与幕僚将领们商定,丁汝昌决定尽快与日方接触作战,以掩护正在大东沟内登陆的陆军。下令舰队立刻进行变阵,以接敌应战。继而命令远处在大东港港口担当守卫任务的6艘雷击舰迅速赶来入队。随着命令发出,“定远”舰管带刘步蟾按照英国海军的规范,通过飞桥上狭窄的梯口,沿着直梯下到了飞桥甲板下狭小的装甲司令塔内,在这间装有8柄水压舵轮、磁罗经、车钟、传话筒等设备的中枢神经部位里,监督军舰的航向。作为一名19世纪海军的舰长,在战时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监督军舰航行、保持队列。
随着双方军舰的不断接近,9月17日中午12时18分,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在旗舰“富士”上,向在前方航行的第一游击队下达了“截击敌舰队右翼”的命令。之所以下达这样的命令,是因为在丰岛海战和仁川湾海战中,防护薄弱的第一游击队都遭到重创,伊东祐亨不想让这些快速巡洋舰去和北洋海军的铁甲舰硬碰,而是想让它们绕开中国铁甲舰,攻击北洋海军第二梯队右翼的老旧弱舰,发扬一游的火力和速度优势,以求先声夺人。
由于和本队的间距缩短到了适当距离,第一游击队此时已经将编队航速提高到了8节,得到旗舰“富士”发出的命令后,12时30分,坪井航三下令编队航速提高至10节,继续指向北洋舰队的中坚航行,准备到达适当位置后再转向北洋海军右翼。
由于自己属下的官兵大都是新手,缺乏经验,而且面临的是北洋海军的全部主力,心理压力极大,即使是最简单的纵队编队,坪井航三也担心会出现差错。“吉野”舰上不断升起旗号,提醒后续的“高砂”、“须磨”、“高千穗”、“浪速”4舰“注意距离”、“注意速度”,督促各舰保持好编队队形。
12艘北洋海军军舰也在疾驶,军舰上都已快速地完成了战斗准备。
早在东学党事起,中日局势日趋紧张时,由提督丁汝昌一手主持,北洋海军的战舰就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造。舰体的维多利亚涂装中白色的部分,都被涂改成了不容易被识别的灰黑色;吸取了丰岛海战和仁川湾海战的教训,“定远”、“镇远”、“龙武”、“龙霆”4艘铁甲舰上,为方便瞄准、射击,遮罩在主炮台上的穹盖式炮罩已被拆除掀去,留在了旅顺基地,另外距离主炮较近的飞桥木梯,以及飞桥甲板的左右两翼也已被卸除,以开阔射界。出于担心受到中部主炮发射时的气浪波及,“定远”、“镇远”位于军舰首尾的150毫米口径克虏伯炮炮位上的穹盖式炮罩则予以保留。
依据当时各国海军通行的惯例,各舰桅杆上的一些非必需的横桁(尽管这些横桁必要时也可以用来悬挂信号旗)、索具都被卸除,以防止战时断落砸伤甲板上的人员和设备,以及索具落水后缠绕住螺旋桨。由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早已作好小队战术准备的北洋海军,对脆弱的信号旗语系统并没有抱多大的幻想。同时,各舰配备的舢板小艇,也大部分被卸下留在威海、旅顺两地的基地内,只留1、2艘作为交通艇使用,原因则同样是受到丰岛海战和仁川湾海战的影响,因为这些木质的小艇被击中后将产生大量四散的木块碎片,显然会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易碎物体一律拆除或扔掉,如舢板等全部卸走。因为我等一旦不幸落海,日军绝对不予营救,如果彼等遭到同样命运,我等亦绝不相助”。
由于当时的战舰大量使用木质构件,战时在炮火打击下极容易引发火灾,除了尽可能地拆除甲板上的木质构件外,各舰上的救火队水兵,也纷纷将笨重的消防泵抬到适当位置,接出长长的胶皮水管,准备随时救火。而且外部甲板上的排水口都被堵塞起来,在木质甲板上蓄水防火,同时担心这样有可能会造成人员滑倒,又格外在甲板上撒了一层砂土。此外考虑到增加军舰的防护能力,甲板下一些无关的水密隔舱都将厚重的水密门紧紧关闭起来,损管部门的官兵也都早已准备好了用以堵漏的木板、毡毯、牵索。各舰外部,露天甲板上有舷墙的部位,在舷墙里都塞满了吊床,以抵御弹片,没有舷墙保护的重要部位,例如一些机关炮的炮位,就在外侧累积沙包和煤袋,另外一些军舰的装甲司令塔外也堆砌了沙包以提高防御能力。
为保证战时的弹药供应。从发现日本舰队开始,北洋舰队各艘军舰的弹药舱里就一直在忙碌。炮弹和药包通过复杂的吊运工序被运送到甲板上,弹药提升到甲板上后,一些被就径直运送到炮位上,另外还有的被堆放在各个炮位附近,以便战时能够就近快速补充,这些弹药四周则垒起沙包进行防护。各舰上军乐队的乐童,此时也被命令放下手中的乐器,这些15、6岁的孩子,编成了2人1组的运输队,战时他们将冒着枪林弹雨,和水兵们一起抬着如同担架一样的运弹盘,向各处距离弹药舱开口较远,无法直接获得弹药的炮位运送弹药。另外,很多非重要岗位的水兵、夫役也被动员起来,怀抱弹药,各自间隔着一定的距离,整齐地卧倒在甲板上各处,准备战斗打响后,向炮位进行输送。
甲板之下,在昏黄的灯光中,轮机舱内热浪滚滚。 “致远”、“靖远”等有强压通风设计的军舰内,轮机舱已进入高压状态,“超武”、“超勇”、“扬武”、“扬威”等一些较旧式的军舰,则开动鼓风机向炉膛内吹风,促进煤炭充分燃烧。
军舰上各战斗部位的官兵都早已就位,炮手们完成了第一发弹药的装填,站立在各自的武器旁跃跃欲试,桅盘里的士官测算着敌我的间距,每隔一段时间就用手旗向下方的炮台通 ,随着每次 告,炮手们则依据表尺上的刻度,调整一次火炮的俯仰角,随时准备发射。当时北洋舰队使用的测距方法为复杂原始的六分仪测距法,用六分仪测量敌我间距一般有3种方式:如果明确敌方来舰身份,又预先在情 手册上掌握了敌舰的桅杆高度,则测定远方敌舰的桅杆高度,然后对照测高表就能求出距离数;还有一种办法是测距员在桅盘内,用六分仪“测海平及敌船所在海面所有角度”,然后对照专门的测距表推算获得;最后一种办法是,军舰首尾各由1名测距员测量敌舰所在的点,然后根据“已得二角一边可求其余二边,取中数为相距数”。相比中国海军的测距办法,对面的日本舰队要显得先进便捷得多,第一游击队的领队舰“吉野”上已经装备了专门的测距仪,通过使用类似望远镜一样的测距仪观测远方目标,当左右目镜调焦调实后,刻度表上就会自动显示出目标的距离,采用如此先进的装备,使得日方在射击测距时要比中国海军大占上风。
与今天人们的理解不太一样。鱼雷在19世纪后期的海军大型军舰上,更多时候实际是一种自卫武器,由于射程太近,主要用于抵御逼近的敌方鱼雷艇,或意图使用冲角攻击的敌方军舰,属于军舰最后一道防线的组成部分。但是使用乱战战术时,因为己方的军舰会主动冲向敌方发动近战,此时鱼雷则是和撞角配合使用的重要近战武器了。因而,北洋舰队的鱼雷舱内,士兵们纷纷用天车将黑头鱼雷从存放架上吊起,沿着安装在天花板上的轨道,运送装入发射管,意图乱战时配合冲角战术使用。而日本联合舰队因为担心没有机会到达合适距离使用鱼雷,存放在鱼雷舱内的鱼雷在炮战时又有可能会被击中殉爆,引起灾难性的后果,因而开战前很多日本军舰都将舰上的鱼雷抛弃在了海中。
此刻,中国军舰上呈现出出来的,是一幅雄壮的画面:“头卷辫发,赤裸两臂,肤色淡黑的壮士,一群、二群直立于甲板炮旁,等待厮杀。”日后记录下这段生动话语的“镇远”舰顾问美国人马吉芬(Philo Norton McGiffin),这时身着蓝色的北洋海军军官服,正站立在“镇远”舰的飞桥上,准备用自己心爱的柯达相机来记录这场即将到来的大海战。在他的身旁,是凭着实际海上经验,从基层水兵一级级考升成高级军官的“镇远”舰大副杨用霖,北洋海军中职位仅次于提督丁汝昌的左翼总兵、“镇远”舰管带林泰曾,则已经身处在飞桥下的装甲司令塔内,监督着军舰的航行。
“10000米!”
“吉野”舰装备的武式测距仪准确测出了双方的距离。得到炮术长加藤友三郎的 告,第一游击队司令官坪井航三认为已经到了适当距离,即刻命令舰队左转。“吉野”、“高砂”、“须磨”、“高千穗”、“浪速”5舰在北洋舰队阵前划出了一个大大的直角,指向西北方航行。日方这一不同寻常的举动目的是为了测出北洋海军的大致航速。依据当时海军的技术,开战前如果想要掌握敌军的航速情况,己方应与对方稍微拉开距离,测距员然后根据这一时间测得的距离、角度进行推算,就可以获得大致的航速数据。果然,这一转向动作很快就被调整,第一游击队又重新右转修正航向,朝向北洋海军右翼袭去。
高速航行的“吉野”舰
日本联合舰队由“吉野”领头的第一游击队开始从北洋海军阵前通过,以10节的航速向右翼驶去。此时,这5艘白色的庞然大物已经彻底清楚地出现在中国海军官兵的视野里,甚至连涂饰在水线带上的舰船识别线都能看得一清二楚,这些日本军舰看起来要比在场的任何一艘中国军舰的体形都更庞大,火炮都更多。
“右转4度”,“定远”舰上发出号令,根据船头对敌的标准,北洋海军各舰的航向向右移动4个罗经点,舰首方向黑洞洞的重炮炮口追踪着正在向右而去的日本第一游击队。提督丁汝昌等高级军官紧张地注视着眼前的情形,日本舰队的移动速度显得极快,刘步蟾下令北洋舰队4艘主力铁甲舰提高编队航速至10节,以尽快接近并切入日舰编队,防止日本第一游击队绕行到北洋舰队火力薄弱的侧翼或后侧发起攻击。
日本第一游击队司令坪井航三,与在本队旗舰“富士”上的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也紧张地快无法呼吸了,4艘中国铁甲舰有如4头猛虎,气势汹汹的猛冲而来,联合舰队本队虽然有7艘铁甲舰,但其中“比睿”、“金刚”、“扶桑”都是西南战争时的二等老铁甲舰,真正能同中国铁甲舰交手的,只有“富士”、“八岛”、“明石”、“宫古”4舰,而“富士”、“八岛”刚刚入役,“明石”、“宫古”则比“定远”、“镇远”还老(“萨克森”级是“定远”级母型之一),被戏称为“老妇与少女之组合”,这样的组合,能够战胜中国铁甲舰队吗?
位于“定远”舰中部的主炮台上,装备有4门305毫米口径的克虏伯巨炮,这是北洋舰队中最具威慑力的武器,有效射程可以达到7800米。重达292千克的弹头、以及几包分别重达72千克的药包已经被装填进了炮膛,每门炮编制的17名炮手也早已各就岗位。炮长站在炮尾,手牵发火绳准备击发,同时三点一线观察着表尺、准星、敌舰,不断地下达口令,“执钩绳立炮后,按令定向”,负责调整俯仰的水兵则立刻转动俯仰手轮,副炮长在一旁监督水兵的操作“细心查看,勿令太过”,巨大的穹盖炮罩拆除后,这里的视野开阔了许多。在火炮之下,另外还有64名水兵和陆战队士兵在费力地转动巨大的水压助力曲轴,根据顶上炮台内军官的口令,负责调整4门火炮的方位。管理着炮台里整个这一切的,是天津水师学堂驾驶班一期毕业,曾留学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专攻火炮技术的枪炮大副沈寿堃,他此刻正手握军刀,屹立在炮台上,不断听取着桅盘里测距员的 告,他已经受令在到达适当距离后,发起攻击。
“定远”舰前桅杆下桅盘里的测距员,手持六分仪,紧张地测算着敌我距离。
“8000米!”
“7000米!”
“6000米!”
“预备开放!”
中午12时50分,“5000米!!!”
沈寿堃仿佛发出全身气力一般,大声地喊出口令:“开放!”,手中的指挥刀随之举起。
提督丁汝昌、总教习汉纳根,以及在装甲司令塔内的管带刘步蟾等军官事前都用分发的棉花团塞上了耳朵,默默等待着这一刻的到来。
“定远”舰右侧主炮台上腾起一团白色烟雾,同时一门火炮发出了天崩地裂般的巨响,紧接而来的是巨大的震动,重达30余吨的大炮被巨大的后座力缓缓推向下炮架的末端,整个炮台笼罩在了呛人的烟雾中。一颗292公斤的钢铁弹头,沿着72道来复线,以500米/秒的初速,旋转着飞出炮膛,杀向远方的日本第一游击队。“定远”,这艘中国近代海军最具威力的象征,一度被誉为亚洲第一的强大铁甲舰,在默默沉寂了9年后,终于等到了体现她价值的机会。
“定远”舰率先发炮攻敌
随着旗舰“定远”的一声怒吼,这场对19世纪后期世界海军技术发展有着转折点意义的中日大海战正式打响,大致交战位置在东经123°35′,北纬39°30′附近,鸭绿江入海口大东沟口外,史称大东沟海战。
以旗舰的动作为号令,北洋舰队另外3艘铁甲舰也相继开火射击,天空中开始滑出道道轨迹,钢铁炮弹啸叫着飞向日本舰队,主要攻击目标却不是日本联合舰队本队的铁甲舰,而是快速前行的第一游击队。
日本联合舰队由于战前依据自身速射炮射程短的特点,制定了必须到达3000米距离才能开火的战术指令,因而面对着北洋舰队的炮火攻击,依旧以侧翼大面积暴露的队形在默默航进,第一游击队司令坪井航三为了尽快通过北洋舰队舰首重炮的射击区域,运动到右翼展开攻击,而下令舰队编队航速提高至14节。而紧随其后的本队却依然慢吞吞地前进,一游和本队之间渐渐出现了一个大缺口。
北洋舰队4艘铁甲舰上士气异常高涨,炮台上极为忙碌,装填、发炮此起彼伏,抬着炮弹的乐童和水兵在甲板上四处奔忙,提督丁汝昌依旧稳稳地站在“定远”的飞桥甲板上,手持望远镜观战。落在日本舰队四周海中的炮弹,不断激起阵阵水柱,不久,第一游击队末尾的“浪速”舰被击中起火,迸射出熊熊烈焰,顿时北洋舰队上空充满了雷鸣般的欢呼喝彩声。
这段不到3分钟的时间,在日本海军官兵眼中仿佛是进入了炼狱一般,面对北洋舰队极具威慑力的大口径火炮攻击,在战场特有的噪声、烟雾环境中,缺乏太多经验的日本舰队,还要面对必须等到合适距离才能开火的战术指令,精神压力之大是可以想像的。
12时53分,位于联合舰队本队第一位的旗舰“富士”号在距离3500米时,终于无法按捺紧张的情绪,开始用主炮向北洋海军旗舰“定远”射击。
日本联合舰队旗舰“富士“号战列舰
“富士”级是日本海军为对付中国“定远”级铁甲舰而专门订购,是以英国“君权”级战列舰(Royal Sovereign-class)为蓝本设计建造的一级战列舰。“富士”级战列舰的设计师为马可罗爵士,该级舰共建造2艘,即“富士”号(Fuji)与“八岛”号(Yashima)。
”八岛“号战列舰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日本与中国关系日趋紧张,日本海军为了扩充海军军备,大量建造军舰,以应付中国北洋海军,为此明治天皇颁下诏书,缩减宫廷费用,以此当作造舰经费,并削减文武官员俸禄一成,获得资金预算使国会通过了海军造舰计划,“富士”级即由此而来。
“富士”级战列舰标准排水量12649吨,舰长125.5米,宽22.4米,吃水8米,装备双联装305毫米主炮4门,另有10门152毫米副炮,20门3磅炮以及4门2.5磅炮,以及4座450毫米鱼雷发射管。采用钢面复合装甲,其舷侧装甲厚度达到457毫米,甲板装甲厚63毫米,司令塔装甲厚356毫米。动力系统为2部往复式蒸汽机,输出马力14000匹,最大载煤1200吨,最高航速18节。首舰“富士”号于1892年8月1日在英国阿姆斯特朗造船厂开工建造,1894年3月31日完工,因中日关系持续紧张,事态一触即发,正式竣工当天即离开英国,5月8日被列为常备舰队的旗舰,5月31日回到横须贺。二号舰“八岛”号于1892年10月28日开工建造,1894年5月9日完工,6月30日回到日本。
“富士”级设计先进,各方面性能均凌驾于“定远”级铁甲舰之上,但因为仓促入役,日本水兵训练程度的不足,“富士”号的305毫米主炮在3500米距离上射向“定远”的第一颗炮弹不出所料的远远掉在了海中。看到旗舰率先开火,日本联合舰队各舰也都压制不住在对方弹雨中默默航行的巨大精神压力,抛开必须到达3000米距离才能开火的战术命令不管,相继开火射击起来。
继“富士”之后,“八岛”舰在距离4500米时向“定远”开火,“明石”舰距离4000米时向“定远”、“镇远”射击。12时55分,相距5000米,“宫古”舰也开始向“定远”射击。
黄海的波涛开始沸腾。
“……鸭绿江之战,华舰鸣炮以击日舰,远而未能及。余立‘镇远’舰之天桥上,测算准头,忽见日舰一弹,直向本舰旁堕入海中,旋复跃起,越本舰而过,始沉海底……”——“镇远”舰洋员马吉芬语录
“……右舷炮以及前后旋转炮之一号士兵,将表尺调整到四千,然后退到炮后紧握牵索,通过表尺注视敌舰。随着‘开始射击’号声,拉紧牵索,轰然一声,全舰震动,五发炮弹,齐飞敌舰。由于我炮烟雾遮挡,是否命中,辨认不清。为了等待烟雾消散,判明情况,余急步走向船舷。此时正值一弹爆炸,弹片击毁后舰桥梯……”——日本“八岛”舰海军上尉下川周籁回忆
13时6分,正在“吉野”舰装甲司令塔内观察海战情况的第一游击队司令坪井航三,突然感到舰体发生一阵剧烈震动。由“龙武”、“龙霆”方向射来的一颗140毫米炮弹准确命中了“吉野”舰的后甲板,堆积在甲板炮位附近的一些弹药被引爆,爆炸声接连而起,海军少尉浅尾重行与四等水兵牛岛喜太郎当场毙命,一等水兵松平大次郎等9人受伤。日本联合舰队很多军舰由于都装备有大量的中口径速射炮,为了保证速射炮在战时能不间断地高速射击,而预先将大量的弹药堆积在炮位附近,以减少弹药补充的时间,然而这种希望最大程度发挥速射炮威力的做法,势必会带来弹药被击中后连锁爆炸的危险。目睹日本海军新锐的先锋舰中弹起火,“龙武”、“龙霆”以及邻近的“定远”、“镇远”舰上,都传出了欢呼声,水兵们纷纷击节称快,信心百倍地准备下一发的射击。但是有些细心的中国军官注意到了一个细节,从“吉野”舰尾部滚滚而起的烟雾,呈现出的是不同寻常的黄颜色,“敌舰中好像有使用“梅里那依特”(melinite,烈性炸药)榴弹,一眼望去其有毒颜色的烟雾和一般火药不同”(“镇远”舰帮带洋员马吉芬:“鸭绿江外的海战”)。
在19世纪,古老的黑火药仍然用于充当火炮的发射药和弹头内的填充药。但是这种由中国古代方士在炼丹时偶然发现的火药,如果在敞开的环境下点燃只会燃烧并冒出浓烟,并不会产生剧烈的爆炸。只有在封闭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发生爆炸,这作为弹头填充药而言,爆炸的威力就显得不足。因而19世纪中期开始,各国都尝试获得威力更大的“猛炸药”。1883年J·威尔伯兰德发明了被称为“炸药之王”的TNT炸药,但当时由于没办法形成量产因而未被推广运用。1885年,法国的炮弹开始试用一种新的填充药,即爆炸性能强于TNT的苦味酸。苦味酸,学名“2,4,6-三硝基苯酚”,原本是一种黄色的染料,经反复试验钝化后,被证明可以作为威力巨大的炸药来使用,称为黄火药,爆炸后产生的烟雾呈现黄色。1891年,日本海军工程师下濑雅允以苦味酸作为主要成分试制出了著名的下濑火药,并于1893年正式开始在日本军队中推广使用。装填了下濑火药的炮弹具有一系列惊人的特性,这种炮弹的灵敏度极高,即使命中细小的绳索都一样会发生爆炸,而且爆炸后不仅会产生破片和冲击波,还会伴随有“能够点燃钢铁”的大火,这种火药燃起的火龙会像汽油一样流动肆虐,即使在海水中也能持续燃烧一段时间。
几乎在“吉野”舰中弹起火冒出黄烟的同时,日本第一游击队的2号舰“高砂”上也冒出了黄烟。“高砂”舰右舷后部的一间军官舱室中弹,炮弹横扫了室内的物件后穿越而过,在舰内的穹甲甲板上炸响,爆炸产生的破片给76毫米的穹甲甲板留下了3个大洞作为纪念。管理弹药库通风机的三等木工荻原十次郎被弹片击中腹部,肠子蠕蠕流出体外,倒毙在鲜血淋漓中。堆积在中弹舱室附近的几颗装填下濑火药的炮弹被引爆,燃起了大火,冒出阵阵有毒的黄烟,更为可怕的是,地板上通向弹药库的开口居然是敞开着的,火焰眼看就要顺势而入进入弹药库。“高砂”上几名尉官疯狂地大喊,组织水兵死命地转动消防泵灭火,最终扑灭了火焰,躲过了一次灭顶之灾。
不久,第一游击队后续的“须磨”、“高千穗”也接连中弹起火。“须磨”舰右舷的5号速射炮被击中,炮盾上炸出了一个破口,在这个炮位附近作战的海军大尉永田廉平、三等兵曹志田正之助、一等水兵三野为吉等5名官兵毙命,一等兵曹吉村最太郎等9人受伤,大火一度燃烧至上甲板。“高千穗”舰的情况稍好,除舰尾中弹起火外,舰首主炮塔下方的水线带附近被洞穿,引起了少量进水。虽然第一游击队受创甚重,但还是凭借高速最终冲出了北洋舰队4艘铁甲舰的重炮轰击区域,展开灭火自救。
以“定远”、“镇远”、“龙武”、“龙霆”4艘铁甲舰组成的两个作战小队,如同两把尖刀,在炮战的同时,继续保持航向,向日本舰队冲去。在第一游击队逃脱后,中国军舰的炮火就聚集在了日本舰队旗舰“富士”身上,意图斩将夺旗。“敌舰对‘富士’发弹最多,大大小小的炮弹像蝗虫一样飞来,势不可挡”(《日清战争实记》“‘富士’舰之勇战”)。13时15分,日本舰队旗舰“富士”位于舰尾的主炮塔被一发“龙霆”舰射来的140毫米炮弹击中。炮弹从305毫米主炮炮罩的侧面直击而入,2名正在炮位上操作的日本水兵当即被弹片击伤,主炮的液压旋转机构遭到严重破坏,顿时陷入瘫痪,无法射击,被迫进行紧急抢修。“零时五十五分,敌弹命中我三十厘米炮塔上段,炮手二名负伤,水压管破损,立即进行修理”(《日清战史》,“‘富士’的战斗 告”)。
与北洋舰队聚攻日本舰队旗舰“富士”一样,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开战伊始也成为了对方集中攻击的目标,很快即发生了一连串难以预料的事情。炮火对击开始后不久,一颗日本炮弹竟然正中“定远”舰的桅杆,剧烈的震动中前桅的上桅杆被打断,日方的首要攻击范围显然锁定在中国军舰的指挥系统上。“开战之始,一巨弹跳击而来,射中前樯。”(浅野正恭,《日清海战史》)伴随着金属折裂而发出的刺耳挠心的巨响声,上桅桅杆连同其上的战斗桅盘,以及在桅盘内作战的天津北洋水师学堂见习军官史寿箴等7名官兵一起堕入海中,前桅杆上横桁也随之断落,连接其上的信号旗绳一扫而空。战阵甫合,中军旗断,在中国军事传统文化中是一件相当不吉利的事情,提督丁汝昌战前深为顾虑的失去旗语指挥系统的局面不幸出现了。
虽然北洋舰队此战选择的是以小队单位进行作战的乱战战术,运用这种追求主动出击的战术进行作战时,各小队的军舰只要参照旗舰的动作进行运动即可,旗舰本身的活动和前进攻击方向就是最好的指挥,因而对旗语信号的依赖实际较少。然而,一旦发生主动出击无法实现,或者攻击不利的情况,需要转入防守阵型或者改用其他战术时,想要以旗舰的运动作为指挥手段来说明这一切,显然是无法操作的。尽管旗语信号系统本身可能也并无法清楚传达变阵的复杂内容,但毕竟是用来转换作战样式时可以依赖的重要发令手段。
祸不单行的是,就在上桅杆断裂以后不久,日舰聚攻“定远”的炮弹又在“定远”舰的飞桥甲板附近炸响,弹片将铺设在飞桥上的木质甲板炸碎飞起,正在督战的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震跌摔倒,因为左腿被飞起的甲板碎片压住而无法动弹,随下濑火药炮弹爆炸燃起的火焰,把老提督的右脸和脖颈烧伤。“昌上望台督战,为日船排炮将‘定远’望台打坏,昌左脚夹于铁木之中,身不能动,随被炮火将衣焚烧,虽为水手将衣撕去,而右边头面以及颈项皆被烧坏。”(1894年10月2日,丁汝昌电寄总理衙门 告)与丁汝昌同在飞桥上督战的总教习汉纳根、洋员戴乐尔几乎也是同时被震跌倒地,不同程度的负伤。
”定远“桅盘被击中
炮战刚刚开始了几分钟的时间,旗舰“定远”的旗语信号系统就已被摧毁。邻近旗舰的“镇远”舰也遭到了日本联合舰队的集中攻击,用于旗语信号指挥的桅杆同样成为攻击的焦点,正在前桅上桅盘测定敌我距离的枪械三副池兆瑸被雨点般打来的机关炮弹击中,壮烈牺牲,年仅29岁,“适有敌弹飞至,穿其胸而颠,血肉飞坠”,与池兆瑸同在桅盘里作战的水兵也在攻击中牺牲殆尽,“战斗一结束,各舰开始检查舰内,当时尸体累累,骨肉横飞,真是惨不忍睹。在‘镇远’的前桅楼驻有担当测量的军官一名和操纵两门一磅哈乞开斯炮的水兵五人,向其呼喊,不见回答,沉默无声。疑而观之,楼侧有两个被打穿的弹孔,无疑这是其沉默无声的原因。登上一看才知道,桅楼被一榴弹打穿,六人全部战死。”
日本联合舰队的凶猛火力此刻完全展露出来,但本队的编队内突然出现了一个裂口。以纵队队形通过北洋舰队阵前的联合舰队本队,虽然利用密集的舷侧火力在炮火对抗中居于上风,然而他们面临的毕竟是北洋舰队参战军舰中最为强大的4艘铁甲舰,侧面大量暴露在外的本队军舰因而接连遭到猛击。
”富士“舰被击中
13时4分,联合舰队旗舰“富士”再次中弹,炮弹穿透了主甲板,刚好落在炮房内左舷炮位上,152毫米口径的阿姆斯特朗速射炮立刻被击毁,3名炮手受伤,1名信号员当场毙命。
”八岛“舰被击中
不久,2号舰“八岛”也被击中,首先是1枚150毫米克虏伯炮射出的炮弹命中了“八岛”舰的右舷爆炸,中国“徐氏火药”的爆炸力为下濑火药的70%,虽然未能击穿“八岛”的舷侧装甲,但破坏力也是惊人的,导致11名水兵被震伤。紧接着又有1枚140毫米加纳炮发射的炮弹再次命中右舷,在“八岛”舰后部水线附近的轮机舱炸响,少机关士松泽敬让等6人受伤。
13时10分,日本本队的4号舰“宫古”被北洋舰队“龙霆”舰击中。
”萨克森“级铁甲舰火炮分布图
“宫古”舰属德国“萨克森”级铁甲舰,“萨克森”级铁甲舰是德国海军19世纪70年代末最新式最先进的主力铁甲舰、也是中国“定远”级铁甲舰的设计母型。“萨克森”级铁甲舰全长93米,宽18.4米,吃水6.53米,采用平卧式往复蒸汽机、动力5000马力,航速13.5节。舰员编制317人。
“萨克森”级铁甲舰的载煤量为700吨,10节时续航力1940海里(“定远”10节时可达4500海里),8座锅炉,标准排水量7411吨,满载排水量7935吨,双轴推进,车叶4片、单舵。“萨克森”级铁甲舰武器为6门260毫米克虏伯后膛炮,其中2门在船艏附近的露炮台内,4门在中部的炮房内,另有6门87毫米炮,8门37毫米炮。“萨克森”级除了强大的武备,还有厚重的装甲防护。它的装甲带外层是一层127毫米-254毫米的铁甲,内衬一层200毫米-288毫米的柚木,十分坚固而又不乏韧性。它的防水隔舱外层装甲厚203毫米,内层装甲厚152毫米。甲板装甲为50毫米-70毫米。炮塔装甲同样为双层,外层为254毫米铁甲,内衬为228毫米柚木层。司令塔装甲为140毫米。
“萨克森”级铁甲舰建成时为德国最大、最新的铁甲舰,是从以前的德国中央炮组和侧舷装甲舰设计的突破。该级舰由于受当时德国军方“海军舰队要首先为陆军作战提供支援”的战略思想指导,实际上是一级近海防御铁甲舰,在大洋上进行海上作战并不是其强项。而当时日本急于扩充海军对抗中国,于是于1887年购入了两艘,即“明石”和“宫古”,成为当时日本海军的主力舰。
”龙武“级铁甲舰线图
“萨克森”级在设计之初主要用来对抗法国海军的铁甲舰,而当下与其对阵交锋的恰好是一艘法国血统的中国铁甲舰“龙霆”,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天意。“龙霆”射出的140毫米炮弹直接命中了“宫古”舰舰首的露炮台,弹片四散,在炮台内督战的分队长高桥义笃海军大尉、炮术长濑之口觉四郎海军大尉以及二等兵曹广原重槌毙命,另有7名水兵受伤。
发觉处境不利,为便于机动发挥己方的速度优势,伊东祐亨下令本队军舰的编队航速从8节提高到10节。激战之中,日本联合舰队的司令官似乎忘记了一点什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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